昨天我们报道了，在寻求意定监护服务的人群里，除了孤老外，还有不少是有子女的，只是子女在海外，或是子女本身无法照护父母的老人，比如，一些子女是残障人士的“老养残”家庭。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意定监护能否为“老养残”这样特殊的两代人照护解困。

“平时怎么和他交流？”“用手写。”“ 然后他怎么回答呢？”“他在纸上写。”

81岁的徐国翔带着儿子，51岁的徐林，第八次走进了普陀区公证处。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养残家庭。徐林出生就是聋哑人，后来又不幸失明，徐国翔从老伴离世后，已经独自照顾了他十几年。但随着自己年事渐高，他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几年。在居委会的推荐下，他了解到社会上已有专门提供监护服务的社会组织。

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姚卓匀指出，“老养残”家庭是意定监护最迫切的需求群体之一。她提出了一个现实难题：如果父母先行离世，而其残障子女未满60岁，按照现行规定无法进入养老院，这些人的照护将面临巨大困境。

多番斟酌之后，去年9月，徐国翔与“闵行区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签订了意定监护协议。但是，因为徐林情况特殊，为了确保协议在徐国翔不在时，也能得到执行，老徐父子还需要通过公证，用法律手段给协议上个保险。

李辰阳公证员解释道，在实际操作中，社会监护组织常会遇到“就医难、入院难、取款难”等问题。要想让第三方机构在短时间内识别并认可监护协议，最好的方式就是为协议增加一件司法“外衣”——也就是法律上所说的“权利外观证书”。在意定监护的制度设计中，由公证机关出具公证书，正是最合适、最有效的确认方式。上海闵行区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总干事费超指出，一份公证书能有效避免未来在监护人确认问题上产生纠纷，同时大幅提升社会组织为被监护人办理各项事务的效率。

经手的公证员李辰阳，是上海最早介入“意定监护”相关业务的公证人员之一，他需要确保，协议中的内容，看不见也说不出的儿子徐林都理解且认同。“他虽然看不见、说不出，但心智完全正常，我们必须确认这一切都是他真实意愿的体现。”李辰阳说。

比如，遇上住院等紧急情况时，是否由监护机构做决定？特殊情况下，钱款如何使用？这些复杂的问题，都要由父亲一个个字的在徐林手上画出来，再由徐林纸上。“为什么不委托亲戚做监护人呢？”徐国翔解释道：“他们工作很忙，周六周日也要上班，还要做家务，实在没办法照顾（徐林）。”“那他是否同意将自己的生活、医疗、财产、丧葬这些事，都委托给‘尽善’来负责？”徐国翔肯定地答道：“同意，可以的。”

徐国翔曾希望能通过司法判决，认定儿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来为其直接指定监护人；但法院认为徐林虽身有残疾，心智却与常人无异，因此驳回了申请。这让李辰阳，更加确认，自己这一步公证的重要性。李辰阳表示，法院的认定表明，徐林在心智上是一位完全正常的成年人，其障碍主要体现在沟通方式上，而非认知能力上。因此，他完全具备自主选择监护人的法律资格，同时也享有签署财产处分文件的权利。

这一次又花了两个多小时，李辰阳终于为老徐父子完成了意定监护一系列文书的公证。公证员向徐国翔父子最后确认了协议的核心内容：“这份协议主要规定，在未来您因年龄或健康原因（如失能、失智）而无法再亲自照顾儿子时，就由‘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来接替您，作为你们父子俩的监护人。这份责任将从您无力承担之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你们人生的终点，负责为您和儿子安排好后事。是这样的吧？”徐国翔老人肯定地回答道：“对。”

签字结束，老徐久久地摩挲着儿子的手背。“现在放心了，签字签好了呀。”他说。将来无论是看病、请保姆，还是去银行取钱，儿子都有人可托付。

今年以来，类似老养残家庭的意定监护服务的咨询，数量明显上升。社会有需求，但因为涉及到两代人，服务的跨度可能长达四五十年，要如何来确保监护协议能有效执行，对相关社会组织和社会来说，挑战才刚刚开始，规则也尚待明晰。全国人大代表姚卓匀指出，必须明确“监护的边界在哪里”“效果应在什么范围内”。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老龄研究院院长助理张继元则提醒，中长期资金管理、服务质量监督等都是亟待规范的现实问题。

“老养残”家庭的意定监护周期，要比纯老家庭长近一倍，如何对这样的超长周期服务进行监管、监督，也需要进一步探索。据了解，年内上海有望出台相应文件，对意定监护中可能涉及到风险、监督等相关内容进行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