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官微“豫法阳光”披露一则案例：高某在某村头附近的羊场内饲养有三只大型烈性犬，虽然饲养期间多次扑倒、咬伤他人，但高某不以为意，并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某日，马某从高某羊场门口路过时，高某饲养的一只狼狗突然从狗笼底部窜出，撕咬马某颈部及面部致马某当场死亡。

法院查明，高某明知自家饲养的烈性犬具有强烈攻击性，并曾多次咬伤他人，却长期使用底部存在明显空隙的简易笼舍饲养。犬只可轻易逃脱，且未按规定拴链或戴口套。事发当天，犬只突破笼舍追咬路人，被害人当场死亡。判决书指出，高某对危险结果具有可预见性，却未履行防范义务，其疏忽大意直接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法院最终判决高某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这一判决在网络上引发了激烈争论：有人认为量刑过轻，难以体现对生命的敬畏；也有人指出法律应区分蓄意与过失，判决已属中上限刑期。

我国《刑法》第233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法院综合被告人过错程度、案发后果、既往伤人记录，以及未能有效防范的情节，作出六年半的判决，已接近法定刑的上限。公众对“刑轻刑重”的感受，往往源于生命价值的不可替代性。对于受害者家属而言，任何刑期都难以抵消失去亲人的痛苦；而法律必须在情感与规则之间寻找平衡，坚持罪刑相适应原则，既不纵容失责，也不以情绪代替理性裁决。

这起案件之所以引发舆情共振，不仅因为生命的逝去，更是暴露了烈性犬管理制度的缺失：部分地区虽有禁养、限养规定，但在饲养许可、场地标准、防护设施等方面执行不严。涉事犬此前多次伤人，却未触发强制没收、集中处置等措施，行政执法缺乏刚性。不少犬主将养犬视为纯粹的私人事务，忽视了公共安全的外部性与法律风险。

要防止类似悲剧重演，应明确烈性犬、大型犬饲养条件和强制性防护标准，推动《动物管理法》专项立法，明确烈性犬饲养准入标准及致害刑罚升级条款（如参照故意伤害罪）。社区与城管、公安联动，对违规养犬行为及时查处，对多次伤人犬只实施强制收容或安乐死。建立养犬人失责记录与信用惩戒机制，让风险成本显著提升。普及“管犬即护命”理念，将拴绳、戴嘴套纳入文明养犬强制规范。社区配备应急设备（如捕犬网枪），提升突发袭击应对能力。

这起烈犬致命伤人案是一记沉痛的警钟。它提醒我们，养犬不是孤立的个人选择，而是带有社会风险的行为。法律的底线是生命安全，管理的目标是风险防控。只有刑事、行政、民事与社会治理协同发力，才能让公共安全免于被“笼中之犬”的牙齿威胁，让每一次血的代价都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