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所有的外来移民中，宁波人和江北人占据了半壁江山。奇怪的是，这两种人又一度形成了鲜明对立的两极。笔者的外婆家是宁波人，过去就有一道甚至可以拿出来，放在台面上说的规矩：“结婚，绝不允许找江北人”。不仅宁波人，当年沪上很多男女谈婚论嫁时，对方是否带“钢”，都是判断其家庭背景的重要衡量标尺——现在看来，实在过分了。

江北人为什么要被其他地方的人看得扁扁的呢？一般人都会告诉你，是因为抗战时期，逃难到上海的江北人，生活在社会底层，从事职业比较低端，充当流氓打手，所以，被“上只角”的人看不起。

上海的非棚户区居民，对棚户区人家有着很深的歧视，这其实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阶层歧视，或者叫“族群歧视”。美国汉学家韩起澜（Emily Honig）写过一本专著《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Subei People in Shanghai,1850--1980）》，深入地研究了上海独有的，对苏北人的族群歧视问题——而老上海的后代，并没有传承对棚户区、苏北人的歧视，这其实是上海的社会进步）。

然而，这些外因倒也促使了棚户区居民的守望相助，毕竟，这是唇亡齿寒的关系。

上海人有句老话：“不要和滚地龙里厢的人打相打”。因为，他们只要招呼一下，会一下子召集到几十条汉子——上海滩曾经著名的江北人聚居地，“虹镇老街”，就以“民风彪悍”著称。柴志强的职场小说，《丁约翰的打拼》中的主人公“丁约翰”，也是出身“三湾两弄”的，正所谓，“英雄莫问出处，丁约翰兄就是出自于三湾一弄，叱诧江湖，毁女无数，真土匪也。”

不过，要是说看不起江北人是因为这个，恐怕说不过去。

旧上海大流氓黄金荣是苏州籍，杜月笙是浦东高桥人，张啸林是“杭铁头”，标准的打手，可以说，除了“江北大亨”“顾四”、顾竹轩以外，上海滩的流氓前三名，都与苏北人无关——至今，滑稽戏中的流氓扮演者大都说“浦东话”，就是暗指浦东出流氓。

除了住“滚地龙”，还有一个“遭白眼”的原因，就是江北人所从事的职业。

当年，逃难来沪的江北人，大多从事服务性行业，俗称“三把刀”：剃头刀、切刀（大饼油条铺子里用的）和扦脚刀。还有的从事倒粪桶、扫马路、拉黄包车，以及码头工人等低贱工种。

即使是妓女，第一等的“长三”一定是江南人（苏州人居多），第二等的“幺二”来自扬州，苏北妓女则被叫做“野鸡”。他们中大多因家乡闹灾、或逢兵燹，被迫逃难到上海，能找到上述一份工作己属不易。

江北人因为生活水平低下，多少也影响到其性格和涵养，也因此，一度遭到诸如“苏北腔”、“江北佬”、“江北猪猡”之类的蔑称歧视。“一分钱照太阳”，往往也是上海人喜欢揶揄江北人节俭的形容词句；“不来不来一大帮，不吃不吃一大碗”，则是挖苦江北人中讲假客气的可笑语气。

与此同时，江北人的文化也被边缘化：同样是曲艺，听苏州评弹的，被认为是高雅的；而听淮剧的，则完全可能被认为是低档次的。

语言也是如此，沪剧的出现也是在大量的移民进入上海后才开始的，它吸收了江浙一带传统戏曲的形式和特点，甚至包括京剧，但就是没有苏北戏曲的影子。倒是滑稽戏里，经常出现讲江北话的人物，不是戆头戆脑的傻小子，就是凶巴巴的蛮不讲理之辈。

韩起澜（Emily Honig）曾有一句精辟的结论：

如今的上海，棚户区大量拆迁，教育程度普遍提升，苏北人的后代已经操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完全“上海化”了。而“上海人看不起江北人”这种持续了百年的固执传统，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淡漠，成为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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