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来了，那我走？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之下，已经有AI开始接管人类工作。一边是梦想照进现实，另一边，对于35岁的周先生来说，却是做了个职场噩梦。原先在一家金融科技企业任职AI大模型质检主管的周先生，遭到AI“背刺”替岗，与公司协商不成，直接被解除了劳动合同。最终，从劳动仲裁到法院一审、二审，周先生的诉求都获得了支持。杭州市中院判定，公司以AI成本优势为由和劳动者解约，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需要向周先生支付26万余元的赔偿金。

AI替岗，替代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岗位，周先生的“意难平”为什么能引起共鸣？显然，在AI时代大潮下，劳动者权益保护又遇到了新问题。

35岁的周先生，此前在一家金融科技企业担任AI大模型质检主管，负责核验、“把关”AI与用户交互所生成的答案。去年1月，公司提出把他从主管调到普通运营岗位，月薪从原先的2.5万元降到1.5万元。协商不成后，公司直接通知他解除劳动合同。直到周先生提起劳动仲裁，公司才告诉他具体原因：技术升级，他从事的质检工作AI就能完成，他被AI替岗了。

周先生的代理律师姜小童认为，这个岗位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性岗位，它对于人工智能、金融知识，甚至是项目管理都需要有一定的了解和经验。然而，公司裁员的理由是AI冲击，这个理由非常模糊，AI冲击，冲击到哪一步了呢？这个岗位是否完全需要被替代呢？

最终，公司被认定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这起案件的一大典型性在于，法院判定：公司以AI成本优势为由和劳动者解约，没有法理依据。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施国强指出，仅仅以公司引入AI降成本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而导致无法履行劳动合同的情况。因为，现在的AI技术发展，还没有达到实质性替代劳动者岗位的程度。

在竞争激烈的互联网行业重新起步并不容易。周先生透露，自去年1月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至今，他还没能找到合适的新工作。

这起事件中，企业侵犯了劳动者的哪些权益？AI代替劳动者的案例是否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律师吴海分析认为，企业的做法是把自身主动转型升级的经营成本和市场竞争的风险转嫁给了劳动者，不符合劳动合同法定解约的条件。既违反了法律，也违背了公平用工的原则，不具备合法性和合理性。法院的判决明确划定了技术革新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法律边界，为新业态用工管理立下了重要的裁判“标杆”。

随着科技不断发展，AI替代基础性、重复性的岗位也成为了一种必然趋势，劳动合同到期不再续签的情况也会逐步增多。面对行业变革的新形势，劳动者不能只是被动接受，需要主动顺应时代的变化，摒弃原来固有的工作思维，持续加强专业技能，建立与AI协同的能力，培养人工智能难以替代的创新、决策、综合统筹等素养。

AI大潮的冲击，已经不是对个别企业或个别岗位的挑战，而是全社会都需要直面的时代命题。

眼下，AI写文案、做设计、编代码等已经很常见。智联招聘统计数据显示，超过10%的职场人表示公司已有“数字人”员工。其中，近半数承担主播等对外服务与营销职能，部分“数字人”甚至支持数据分析等战略与决策领域的工作。

杭州市中院最新发布的白皮书显示，在人工智能发展最为活跃的杭州，去年新收劳动人事争议案件一万两千多件，同比上升超过61%，涉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的争议逐步增多。

劳动合同法第48条规定，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这意味着，法律原本就赋予了劳动者在遭遇不公时“回归岗位”的选择权。

这起AI替岗案的审理，杭州市中院给出了一个正面指引：如果企业确实需要岗位调整，应当优先考虑培训员工、提升技能、内部转岗，而不是直接让人走。对因调岗增加的通勤、住宿等成本，也应给予合理补偿。

人社部今年年初表示，要加快建立人工智能就业影响监测预警应对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提出，要综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

“数字员工”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的确会对岗位结构造成一定影响。去年12月，北京市人社局也发布过一起典型案例。当事人刘某在某科技公司多年负责传统人工地图数据采集业务。2024年年初，公司决定将相关业务全面转向AI主导的自动化数据采集，撤销了刘某所在部门及对应岗位，随后解除了与刘某的劳动合同。审理本案的劳动仲裁委指出，公司以岗位被AI替代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实质是将正常的技术迭代风险转嫁给劳动者，认定公司行为构成违法解除。

无论AI如何壮大，法律都应守住劳动者权益的边界。怎样平衡科技发展与劳动者权益保障？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有哪些合理化建议？律师吴海指出，科技迭代绝对不是一种新生现象，当下和历史上因为蒸汽机问世而开启的工业革命时代有很大的相似性。只有兼顾产业升级与民生兜底，才能平稳度过转型的阵痛期。科技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代价。

吴海强调，在顶层设计的时候需要做好统筹。立法层面要细化劳动法规，明确AI替代岗位场景下所谓的“客观情况重大变化”的认定标准，厘清企业技术升级背景下在用工方面的权责。政策层面需要出台专项的用工指引，强制企业履行转岗培训、民主协商、合理补偿的前置义务。

特别是要杜绝只是因为AI替代而发生的裁员。配套健全职业技能培训兜底保障体系，让科技赋能、产业升级的同时，也要守住民生就业的底线。借鉴工业时代转型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实现科技进步与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