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中印建交70周年，却也是两国关系的多事之秋。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林民旺，在《再观龙象弈局》三集系列视频中深入解读困扰中印边境多时的加勒万河谷对峙事件。

中国公布边境伤亡情况后，在印度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印度非常复杂的心态。视频公布后，整体而言印度媒体就是一副“我不听、我不听，你说得全是假的”这么一种反应。这个反应里头，其实有很多细微的操作。印度媒体实际上都认为，6月15日加勒万河谷事件当中中国的伤亡数据是45人。为什么咬定这个呢？

一开始，印度媒体说中方伤亡45人，俄罗斯媒体塔斯社就引述印度媒体的报道，说据称可能中方伤亡的是45人。后来，印度媒体又援引塔斯社的报道，说中方伤亡45人，但只字不提信息来源。这样就造成一个结果，印度所有人都认为俄罗斯权威媒体塔斯社报道“45人”是准确的，就连印度北方军区司令乔西也说塔斯社的数据是准确的。很多好事的研究人员，像美国学者傅泰林，就追根溯源，发现印度实际上在进行一波类似于“洗钱”一样的操作，就是信息漂白的这么一个过程。

更有意思的是，2月19日中国官方公布情况之后，到现在为止，它依然成为印度媒体的一个心结，反复讨论中方伤亡是多少，是4个人？是9个人？还是十几个人？这样的文章不断出现。从这些里头可以看得到，印度有一副很“输不起”的心态，这是我们了解印度对华外交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我长期关注印度媒体，能够感受到，印度对华的心态有几个方面特别有意思。第一个方面，印度特别喜欢从中国身上找自信。一直以来，印度喜欢从中国身上找自信，我想重要的原因，大概是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给印度民族主义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创伤。所以现在可以看到，印度国内取得了大大小小的成绩，每次一报道的时候，最后一段或者最后几句，一定是跟中国叫板，说看“我们多厉害”。印度发射了烈火导弹后，也会列举比中国厉害在哪里。

另外一个也有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印度媒体特别喜欢报道印度政府如何强硬地向中国说“不”。在官方层面，中印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强烈的矛盾，但是印度媒体的报道里，很明显有向中国挑衅的意味。媒体一报道印度如何向中国挑战之后，就可以看得到它有一种“快感”。

每当印度官员出来说“我们又胜利了”，我们又一次“战胜了中国”后，媒体就吹嘘一番，高兴一番。几天之后大家心里又不踏实，质疑印度官员，要求提供更多细节。即便印度官员说所谓“胜利”之后，仍然是一副惴惴不安的心态。很多评论家就很担心，说我们这样是不是不好？中国人会报复我们的。每次大体上都遵循这样的模式：挑衅，然后高兴，再反思，最后是在担忧，就这么一个循环的状态。

印度过去的总理，也就是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曾经说，“印度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封闭的心态”。印度的国民为什么在对华问题上心态比较封闭呢？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它已经形成了一个信息的闭环。

印度对中国其实有一套比较刻板的思维，就迄今很难改变。举几个情况吧。第一，绝大多数印度精英，不论是媒体、政府官员，一说起中国，首先的评价大体上就是“中国是一个非民主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所谓“独裁的国家”。有一年，我和印度学者在美国开会，我的核心观点就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学者听了之后很吃惊，为什么呢？因为印度一直以来认为印度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

实际上我有一个感觉，中国对印度的报道，整体而言信息是真实的，但印度对中国的报道，各种各样的信息都有，但基本是负面的。印度带着意识形态的色彩，用民主和非民主这种二分法的意识形态来看中国，这种色彩越来越重。这种看法，有时候甚至到了可笑的程度。

中国社会发生的天灾和人祸，很容易就被印度归结到是中国体制的问题。比如新冠疫情在中国暴发后，印度大量的媒体评论，认为这是中国体制本身造成的。换言之，如果在印度不会是这样。印度原驻华大使写的一篇评论就说，中国抗疫不行。为什么不行？跟体制有关。他还表示，印度要为民主国家树立抗击新冠疫情的“样板”。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印度疫情的严重程度仅次于美国，如果它的数据更准确一点，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说法，印度疫情远远比美国要严重，只是印度人可能掩盖得好而已。

印度媒体用这种“有色眼镜”来看中国当然不是没有问题，时间长了之后，就发现它解释不了：政治体制如此僵化，为什么中国的经济这么有活力？2019年，一个印度记者到成都去访问，这是他时隔15年到成都的访问，他在成都待了几天后写了一篇文章：印度跟中国早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成都目前的发展超过了印度所谓的一线城市，德里和孟买根本没法和成都比。印度和中国的差距已经不是过去很多印度人的想象那样了。按照他的说法，差距大概是20年。这篇文章在印度引起了比较多的关注和讨论。如果用意识形态的所谓民主和非民主去理解中国跟印度的差别，就必然要遭遇这些问题。

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印度这样的一个封闭心态很难改变。这跟它对自己社会开放和媒体自由的坚信是相关的。印度认为自己的媒体是自由开放的，认为印度整个社会接受的信息是最全面的，但忘记了它的媒体和报道形成了封闭的趋向，这实际上巩固和加强、一定意义上强化了印度人对中国很多片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