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这个采访，我开始看《鲁迅全集》。这位中学生最怕的男人，曾经也是我的噩梦。上初中时，总有一种苦不堪言叫做“背诵全文”，但是背着背着，我们对鲁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鲁迅的朋友圈也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在鲁迅为数不多的朋友里，有一个人是极为特殊的存在，因为他是一位日本人，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内山完造在上海经营内山书店，与鲁迅结交10年，是鲁迅最亲近的朋友。鲁迅病逝前后，内山也是全程陪伴左右。内山后来写了很多关于鲁迅的回忆文章，内山家族与鲁迅家人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个夏天，我不仅采访了东京内山书店及内山家族，还看完了内山完造的回忆录。令我想不到的是，内山完造口中的周君，竟然是位段子手。如今想来，确实是作家鲁迅的风格。

今天的《口述历史：鲁迅和他的日本友人》，我们就来聊聊内山眼中的鲁迅。

这是内山完造1979年出版的回忆录《追忆鲁迅》，从中可以看到两个人生活中的对话，一起经历的大事小事。内山完造眼中的鲁迅，有童心，重感情，有候前半句还语重心长，后半句就骂的发人深省。和鲁迅的交往，在上海34年的生活，改变了内山的人生观、价值观。

《海上述林》是鲁迅为纪念1935年6月在福建牺牲的瞿秋白，和茅盾、郑振铎等朋友们一起，把瞿秋白翻译的作品，主要是苏联和欧洲的文艺作品，结集出版。《海上述林》分上下两卷，每卷前都有鲁迅亲自撰写的序言。校对、装帧也都是他亲力亲为，使用了当时国内还未有过的豪华装帧，烫金文字。上卷还好，下卷迟迟见不到成品。鲁迅对内山说我已经给出版社写信了，信是这么写的“翻译这本书的人已经死了，原著作家高尔基也死了，书还没出版，你们是在等读者也死掉吗？”这是内山先生听到的原话。

内山完造在上海呆久了，对中国就越来越有感情。他认为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底蕴，虽然眼下漆黑一片，但是对这个国家的未来还是很乐观的。鲁迅先生说，“对中国的未来我很悲观，我看到的是阿拉伯的沙漠，所以需要抗争。”鲁迅先生还说过，“对国内的人说谎有罪恶感，但是对来自国外的高压说谎，没什么不道德的。”内山先生回忆录中说，这样的名句太多，可惜我都没有一一纪录，甚是遗憾。有一句话，他特别喜欢，用日语表达出来是“路本来是没有的，人们走着走着，就出现了。”签名时经常引用这句话。

在内山先生眼中，鲁迅是非常非常认真的人，就出书这件事，不论是他自己的书，还是他负责编纂的书，逐字校对，还不是一遍，而是五遍、六遍的校对，但在印刷的环节依然会出错。比如《引玉集》就是，书中有错误，但先生的原稿中没错。

回忆录中还记录了鲁迅先生是怎么怼人的。日本诗人野口米次郎访问印度的途中经过上海，在内山的安排下，和鲁迅对谈。野口问：“当今中国能否像印度依附英国那样，把中国的政治和军事交给日本管理？”鲁迅回答：“事情如果发展到那种地步，就是感情的问题了。同样是丧失财产，比起被强盗抢了去，宁可是被败家的孩子折腾光；同样是被杀，我宁愿死在自己人手里，也不向外国人低头。”平静的对话，硬气的姿态。

说一件有趣的事。内山原本对版画没什么感觉，天天听鲁迅先生说版画，三不五时的还要看鲁迅先生的新收藏，鲁迅先生是真爱木刻版画，他是那种嘴上说着太贵，后悔钱不够，买不起，他这么说你以为他真什么都没买。“订了四、五幅，帮我收一下”！所以鲁迅先生的藏品太丰富了，德法英苏日的作品他都有收集。在内山完造的回忆录中，他自己都奇怪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怎么就喜欢上了版画，还主动追着鲁迅问，把您的收藏借给我怎么样，我们办一个世界版画展会吧，让更多的人看到！看鲁迅当时的反应，可能鲁迅先生自己都挺惊讶的，鲁迅先生说“好”，两个人就办起了中国首个版画展。“版画”是日语，两个人一商量，决定以后中文叫木刻，木刻画。第一次展会之后，内山完造的弟弟，内山嘉吉，因为在日本的小学里做美术老师，趁着暑假来上海玩，三个人还搞了木刻版画讲习会。当时连刻刀都没有，把钢笔改装了一下，就把学习班开起来了。炎热的夏天，连电风扇都没有，13位美术院校的青年学了六天。都是鲁迅先生做翻译。为了给这些青年提供参考，鲁迅先生还专门出版了《引玉集》，收录59幅苏联版画作品。他的广告也写的很能引人焦虑，非买不可。“用玻璃版精印，神采奕奕，几可乱真。定价低廉，近乎赔本，是中国出版界的创举之作。但册数无多，且不再版”。第一版印刷300册，一个月就卖光了。鲁迅先生的广告文案也是挺厉害的。

这张照片是1936年10月8日，鲁迅先生前往上海八仙桥青年会，观看木刻版画展会，与几位青年艺术家的合影，也是他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内山书店是日本左翼文人、有良知的日本媒体，与中国学者文人交流的平台。1933年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访问上海，日本改造社来电报，通知内山，让他安排鲁迅与萧伯纳的对谈，还派了记者木村毅去上海。内山还以为改造社那边已经和萧伯纳都联系好了，他只说服鲁迅就可以了。后来见到木村才知道，他根本没有任何确定的关系和安排，日本那边就把他派来了上海。萧伯纳总共在上海停留7个小时，内山去码头接船，萧伯纳的影子都没看到，他还被一群人给认出来，还围着他问，““鲁迅先生呢？鲁迅先生来吗？”他那时候中文就已经很好，他说“那么我回去，鲁迅先生看看好吧”。为了这个对谈，他还请鲁迅留在家里千万别出门，眼看找不到人，正想解释，蔡元培派车来接鲁迅去宋庆龄家中，和萧伯纳吃午餐。靠着鲁迅先生的关系，木村毅才有了近距离采访萧伯纳的机会。这个事情也让内山书店在日本的信誉更上一层楼。鲁迅的《南腔北调集》中，《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里提到的木村，就是日本《改造》社的记者，木村毅。

回忆录中还提到，办完鲁迅先生的后事，内山先生睹物思人，哪儿哪儿都能想起鲁迅先生。就连他桌旁的椅子，都是能让他流泪的遗物。那是鲁迅先生常坐位置，但是此时此刻，今后，老朋友都不可能再出现在眼前了，非常失落。有日本媒体找他写关于鲁迅的回忆文章，他说好，但是坐在那里却完全写不出来。从友人到故人，可能都会有茫然无措的一段时间要适应。鲁郭茅巴老曹是上世纪50年代，中国文坛大师的排名，70年来再怎么排，鲁迅先生始终是排行榜第一人。感恩能得到周令飞先生、藤野幸弥先生、内山篱先生，内山深先生、田伟老师，还有福井县芦原市政府、所有日本对华友好人士的支持，完成这次意义深远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