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口一号墓位于重庆市武隆区江口镇，地处乌江下游腹地，属于天子坟遗址的一部分。天子坟遗址为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重点考古发掘点。遗址内涵丰富，历年发现有汉至六朝时期的墓葬、盘龙石柱、石辟邪等。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自2023年3月起，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天子坟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重点勘探面积5000平方米、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发现了汉代石阙坊子层、石室墓及其长排水沟、大型宋代建筑基址等。其中，关口一号墓是此次工作最为重要的发现。

发掘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展了现场实验室考古，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对出土文物实施了现场保护，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等分别对出土中药文物、简牍等进行了初步检测分析。发掘单位还广泛邀请国内权威专家对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开展了现场考察、指导和论证。

关口一号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椁墓，推测其原地表设施和上部墓坑可能被位于其东北侧的大型东汉石室墓取土砌筑封土时破坏。椁室内常年处于满水状态，且未经盗扰，棺椁及随葬品保存极好。椁室分为头厢、边厢和棺室三部分，各部分以门、窗相通；头厢、边厢皆设放置器物的双层托板；棺室北壁、西壁，东侧立柱下方及窗棂均有彩绘云气纹。木棺呈长方形盒状，未髹漆，棺盖表面均匀分布4道横向棺束，棺盖与棺体间缝隙以夹纻工艺封缄。

墓内出土器物680余件，包括漆、木、竹、角、丝麻、铜、陶、玉等八类，又以漆、木器为多，共计500余件。漆、木器包括木牍、耳杯、壶、樽、卮、盘、奁、盂、盒、匕、璧、案、几、人俑、动物俑、车船模型及兵器模型等，其中木牍可分为干支木牌和遣策两大类，遣策按照内容又可分为“告地书”、“随从车马牍”、“随葬器物牍”；竹器以筒、笥、席为主；铜器有鼎、壶、钫、釜、鍪、甗、洗、灯等；陶器可见罐、盆、甗等；其余则主要包括角簪、编织履、香囊、棕绳、玉剑珌等。另出土植物种子果实及中药等十余种，有粟、黍、稻、梅、李、甜瓜、板栗、紫苏、平叶酸藤子、松脂、朱砂以及成品药丸等。

棺内骨骼保存较差。经鉴定，墓主为男性，年龄在40～60岁之间，身高在175厘米以上，肢骨粗壮，存在骨质增生和贫血现象。根据告地书可知墓主名昌，下葬于公元前186年，官职初步隶定为“御史”。同时，按同出“随从车马牍”中关于昌之子(公大夫)、弟(公乘)、弟子(官大夫)的爵位和“御佐”属吏的记载，我们进一步判断昌之爵位为五大夫，属九等爵，官秩六百石。

关口一号墓是极少见的有明确纪年且保存完好的西汉初期墓葬，也是长江上游地区一次性出土漆木竹器最多的墓葬，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首先，关口一号墓为汉代初期墓葬分期断代的标型墓葬。该墓天干地支纪年、植物种子测年和大量“榆荚钱”获得的绝对年代，为出土器物的形态与组合等锚定了时空特点，为我们判断同时期相关墓葬提供了重要参考。其次，关口一号墓是西汉初期等级制度逐步完善的重要例证。该墓墓葬规模、棺椁结构及多类器物两件成套的现象与已发现的西汉初期九等爵级墓葬相近，墓主官秩六百石而不授印也与文献所载规制相合。

第三，关口一号墓有利于修正人们对巴蜀地区华夏化的传统认识。通常认为，乌江流域是少数民族世居地，其在西汉早期仍具有浓郁的巴蜀文化特征。但关口一号墓展现了高度的汉化特征以及汉文化确立过程中巴、蜀、楚、秦文化交汇融合的时代特征，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案例。第四，关口一号墓出土了大量与中医药相关的实物资料，包括制药工具、香囊、药丸以及朱砂、松脂、紫苏、平叶酸藤子等中药材，为研究西汉初期药物制剂配方、医药养生观念等提供了佐证。

第五，关口一号墓是官员归葬制度的体现。关口一号墓骨架散乱不全，可能系官员归葬所致；结合告地书可知，其下葬名义上经由地方官转地下丞这一程序，这为研究中古时期的归葬制度提供了典型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