辖区内公共基础设施分布不均，原西北老工业区内要不要布局一家三甲医院？苏州河上再建9座桥的规划出台了，如何尽快落实？

这些，都是上海市普陀区委近期在全区大调研中梳理出的问题。285个问题，直指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涉及82个部门和单位。 

11月以来，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要求，上海各级干部下沉到社区、企业、乡村开展专项调研，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年终大盘点”。

这是十九大之后上海首次覆盖城乡的大调研，社会治理是其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上海市委明确，调研行动要秉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对照十九大提出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目标，直面城市发展的“痛点”“堵点”，寻求破解新思路、新方法。

创新机制，下得绣花功夫

11月24日下午4点，静安区委书记安路生又来到他所负责的南京西路“巡逻”。身为南京西路“一级路长”，他每月至少上路巡查一次。

安路生当月两次“探路”，既是例行巡查，也是对南京西路一处违建整治专项调研。

邻近南京西路的青海路44号，是南京西路街道居民区中最后一个成片违建。逼仄的楼梯，狭长的走廊。居民在走廊、天台搭出厨房、卫生间，数十年累积，已搭出违建14处。

拆违不易，居民安置也难。成套改建成本巨大，导致难题长期搁置。

街道与区里反复勘察、积极协调，最终拿出一套平衡各方利益的疏堵结合方案：政府投入一点，单位支持一点，居民诉求标准降低一点，局部成套改建。12月3日，经过街道和居委会干部与居民细致沟通，方案得到了大部分居民的认可。“剩下两三户，我们还会继续做沟通工作。”南京西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周惠珍说。

过去几年，上海在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新路上已有不少积极探索和成功经验，但是，随着社会治理的深入，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凸显出来。如何面对挑战？舍得下“绣花功夫”，方能“绣”出美丽家园。而练就“绣花功夫”，须靠长效机制。

“路长制”，就是静安区探索精细化治理的新机制。全区共246条道路，“一路一长”，区四套班子25名局级干部在重点路段当“一级路长”，各街镇180多名处级干部分别担任246条道路、319个路段的“二级路长”。

良性互动，更多主体参与

12月初，杨浦区定海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吴岩正忙着协调区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市房管局专项调研事宜，调研题目是小区停车难。

和乐苑、和润苑是定海路街道两个动迁回置小区，因为地面收费比地下车库便宜，地面停车“一位难求”，地下停车场却空空荡荡。居民投诉地面活动空间被侵占；车主希望地下车位租金能惠民；开发商也委屈，车库管理维护都需要费用。

街道社区自治办公室牵头反复调研，一家专业机构的解决方案让吴岩眼前一亮。该方案不仅设计了产权车位、机动车位的不同停车规则，制定潮汐收费方案，还依托大数据，设计了与周边机构停车资源共享办法。夜间，将小区溢出车辆代泊至就近的超市、大学，缓解小区车位紧张；白天，将小区闲置车位提供给周边上班族，收入用于小区环境整治。

停车难的破解过程，增强了吴岩们学习贯彻十九大“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部署的自觉性，“社会治理要跳出党委政府大包大揽的传统思路，吸纳更多主体共同参与。”

近几年来，不断走向成熟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机制让基层获益良多。杨浦区有54个睦邻中心，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社会组织运营，为社区居民提供养老、助残、亲子、心理咨询等公共服务。目前，上海已建成社会组织服务中心239家，服务网络实现市、区、街镇三级全覆盖。

“共治共享体现着现代社会治理能力。”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叶青说。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相较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治”一词使社会治理的内涵更加丰富。公共权力和社会力量协同治理，才能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从而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身处社会治理前沿的基层干部也敏锐地发现，“过去，社会组织是补充、参与到社区服务中。现在，社会组织已经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前不久，上海市民政局、市社团局等部门集中发布了一批“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组织”推荐目录，189家社会组织被列入。目前，市一级和浦东、静安等13个区均出台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相关政策。 

松绑放手，激发自治活力

在郊区金山，一场关于乡村民宿发展的调研正在开展。

此前，金山区委书记赵卫星自掏腰包去浙江桐庐考察了民宿。桐庐乡村生活、生产、生态融合发展，政府、村民、企业良性互动，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过去两年，包括金山在内的上海各郊区以“五违四必”（“五违”即违法用地、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违法居住；“四必”即安全隐患必须消除、违法无证建筑必须拆除、脏乱现象必须整治、违法经营必须取缔）整治为契机，建设美丽乡村，打造乡村新型生态社区。

而今，要做好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大文章，不仅要把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放在首位、坚持城乡一体化发展，还必须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保留乡村特色风貌。

“民宿业是乡村建设的一个入口，它对乡村文化、自然环境的重视和利用，天然与乡村治理建立起紧密关系。对民宿业感兴趣的大多是年轻人，而乡村有了年轻人才有希望。”金山区旅游局副局长周仁辉说。

然而，回到乡村做民宿的年轻人唐春海却束手束脚——且不说现有消防、治安、食品安全等政策制约民宿发展，就连租借的农宅前后环境治理、规划，自己也说不上话、使不上劲，“如果围绕民宿发展有一个自治平台就好了。”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金山区出台《促进民宿业发展的意见（试行）》，民宿市场向个体经营者开放，通过联审联批的方式减少关卡，让市场更开放、监管更科学。

另一种形式的“松绑”也在酝酿之中，引导民宿业健康发展还要靠行业自治，政府应当鼓励民宿业成立行业协会，用行业自己的力量来规范推动业态发展。

自治与共治，一直是上海社会治理重点探索领域。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等各种自治议事平台，正盘活基层治理网络。如何实现社会治理更大作为，上海探索方兴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