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运用无人机精准猎捕野猪的事件引发关注。在技术的加持下，相比传统的狩猎方式，无人机猎杀野猪效率大大提高，看似也更安全可控。不过，随之而来的也有不少隐忧。有不少养殖场的农户就表示，不到半年，自家养的猪三次遭无人机挂载的飞箭射伤，损失数万元。对于这样的猎捕野猪的方式有养殖场的农户质疑：“今天扎到的是猪，明天可能就扎到人。”

记者调查发现，向先生的遭遇并非孤例：中国多地养殖户放养的黑山羊、骆驼、猪群、马匹接连被无人机放箭射死。据媒体报道，山西吕梁一养殖户的马也被无人机搭载利刃射杀，肇事者被找到后称，本是想用无人机去山里抓野猪，但晚上山里有雾没看清，才错杀了马。另有山西晋城的孙先生表示，他饲养的驼队里的一只骆驼被无人机空投利刃杀害，他也曾在夜间拍到过不明无人机在家附近出没。

事实上，无人机狩猎技术的发展本身并无善恶，近年，随着野猪被移出“三有”名录，各地出现“打野猪热”，捕猎手段日趋多样，其中无人机猎杀因其“高科技、高效率”特征，迅速在部分群体中流行。也成了护农队常用的狩猎手段。那么，使用无人机进行狩猎是否需要具备相关资质？一名护农队队员告诉记者，使用搭载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主要是用来确定野猪方位，也有无人机被用来搭载利刃，猎杀野猪。但护农队队员使用无人机狩猎必须从当地林业局取得狩猎证。

据了解，无人机搭载利刃狩猎的方式是利用无人机搭载红外设备在夜间锁定目标，再从高空投射金属箭。由于箭头重量大，借助重力与惯性，可瞬间贯穿猎物躯体，动物多因失血过多死亡。而无人机上搭载的金属箭被狩猎人称为“牙签”。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无人机牙签”“无人机空投”等关键字，发现有不少商家在售卖，销量最多的商家能达1000多单。有商家表示，需要将箭杆与箭头分开购买，因为敏感。也有商家直接将“野猪牙签”的字样标记至商品首页，整个过程并不需要任何登记，便可花不到25元购买一整套“牙签”。

那么，这种无人机狩猎的技术能否做到精准狩猎，在捕猎过程中误伤他人或其他保护动物，组织方与猎捕者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而当这些技术和装备触手可及，会造成多大的风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男今天在接受看看新闻Knews采访时表示，对于这类无人机狩猎系统，其技术构成其实并不复杂。核心是在无人机上加装一套投放系统，使其能够接收指令并释放所挂载的物品。同时，还需要一套集成了传感器与先进控制算法的空投瞄准系统，通常结合惯性导航与特定感应单元，通过算法进行精准校准。这样的系统操作难度甚至可能不及一部现代化的智能手机。王亚男表示，无人机的空中精准投放技术，目前主要应用于抢险救灾等紧急作业场景，若将其转而用于狩猎活动，个人认为这无疑是一种非法应用。

王亚男说，一旦挂载弩箭等武器，该系统便转变为具有相当杀伤力的攻击性装备。更值得警惕的是，其所携带的锋利武器存在意外坠落的可能，对地面人员与财产安全构成直接威胁。若此类装置出现在城市人口密集区域，将成为一个严重的公共安全隐患。针对空中非法作业的无人机，现有技术可对其进行干扰，切断其与控制后台的通讯链路，甚至通过空中拦截系统实施驱逐。然而，无人机反制真正的难点，并不在于击落，而在于发现，由于其目标小、机动灵活，侦测本身是一大挑战。据了解，中国目前也在积极构建无人机的侦查与预警体系，以应对这类新兴风险。

那么，使用无人机搭载利刃的狩猎行为面临哪些法律风险？根据相关标准，管制刀具是指刀尖角度小于60度、刀身长度超过150毫米的匕首、三棱刀、弹簧刀及其他相类似的器具。此类无人机挂载的"牙签"箭头 若符合管制刀具特征，则其生产、销售均需特种许可并实行实名登记管理。

有律师指出，若狩猎对象是野生动物，则可能构成非法狩猎罪。尽管目前全国性法律未明确将无人机列为禁猎工具，但其搭载利刃的猎杀方式，显然符合“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的本质。若狩猎对象是养殖户的家畜，则直接侵害了他人财产权，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立案标准，便可能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此外，该狩猎行为还潜藏着巨大的公共安全风险，可能构成更为严重的犯罪。

目前，国内已经公布了多起涉及与无人机捕猎相关的案件。今年10月，湖南衡山县公安局就破获一起利用设备非法狩猎野生动物案。经查，3名犯罪嫌疑人使用无人机投网的方式非法狩猎华南兔、灰胸竹鸡等国家保护动物共计30只。此外，相关的狩猎工具在网上公开售卖，也意味着这方面的监管还存在一定的缺位。一方面，法律难以对“无人机改装”本身进行一刀切的禁止，因为改装可能用于农业、测绘等合法目的。另一方面，与传统狩猎不同，行为人可以远程操控，远离现场，这为执法部门锁定实际行为人带来了巨大困难。

无人机狩猎已触犯多项法律法规，要加强监管，还可以从哪里找到突破口？对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男表示，近年来，利用无人机进行非法狩猎的行为开始出现，这不仅是对单一法律条文的触犯，更构成了多层次、多领域的违法现实。行为人最终将面临的，也极可能是法律从严从重的叠加惩处。

王亚男说，在我国，各类自然保护地及禁猎区明令禁止一切狩猎活动，根本不存在所谓“狩猎许可”的发放空间。使用无人机进行非法狩猎，实质上是为环境保护与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带来了全新的、严峻的挑战。过去，林业与保护区管理部门主要依靠人力及地面技术手段，在山林区域进行平面化的巡查与监管。而今，无人机的出现引入了“空中威胁”，使得传统的防控体系面临巨大压力。

在王亚男看来，面对这一新挑战，管理思维与技术手段必须同步升级。一方面，监管技术需要向立体化、智能化转型，以有效探测和反制非法飞行器；另一方面，法律的打击力度必须显著加强，形成足够的威慑力。因此，这迫切需要多个职能部门联动协同。对于此类具有典型性的新型违法案例，应综合运用各项法律手段，开展强有力的联合打击。唯有通过这样的严厉惩治，才能有效遏制后来者的效仿冲动。同时，打击链条必须向前延伸。对于那些提供用于非法狩猎的专用无人机、控制系统及改装服务的平台与企业，相关政府部门也应重拳出击，依法予以严厉整治，从源头斩断这条畸形的装备链。只有形成全方位的监管与惩处合力，才能守护好我们共同的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