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个是我精神最大的打击。一下子就垮下来了，脑袋像一团乱麻。”

2024年，81岁的王老伯经历了人生中最沉重的一击——他的独生女儿因癌症去世。留给他的，是两个尚未成年的外孙女。

两个“上海囡”，却无“监护人”

两个小女孩都是外籍，从小跟着王老伯在上海长大。在他们眼里，她们就是正宗“上海囡”。但随着女儿去世，一个现实问题摆在眼前：孩子的护照即将到期，续签必须由法定监护人办理。

但谁来当这个监护人？

孩子的生母已经离世，生父身份自始至终缺失。王老伯四处求助，最终在徐汇区检察院的支持下，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成为两个孩子的监护人。

2025年9月2日，徐汇法院通过“涉未成年人绿色通道”，仅用5天时间作出裁定：指定81岁的王老伯为两个外孙女的监护人。监护权尘埃落定。但检察官的心，却没放下。

“在我之后，以后谁来监护她们？”

81岁的监护人，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被照顾的人。

王老伯每月有1万元退休金，但在上海租房就要6800元。他的老伴在女儿去世后不久也离世了，家里一连串的变故让他的身体迅速垮掉：“眼睛一年前还可以，后来哭瞎了一只。”

而两个孩子的学费，一学期就要8万元。

更让人揪心的是，王老伯的女儿生前做生意欠下不少债务，老人为了还债，卖掉了上海唯一的房子。积蓄所剩无几，亲友借款勉强维持日常。

“我这个年龄，我也不知道能够坚持多久。”王老伯说，“担心也没用，这把年纪了，也无能为力了。”

想把孩子送出国，对方只愿意“寄养”

面对现实，王老伯想过把两个孩子送到国外的亲友那里去生活。但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许凯认为，这种方案在司法上有难度，“如果说我们采用一种委托监护的方式，可能我们中国的法律是允许的，但在外国法律中，委托监护的一个协议并不能导致监护权的一个自然转移；甚至有一种可能性是，并没有签订委托监护，就把孩子送走了，外国的司法机关会怀疑到你是不是不正常的一种关系，甚至会涉及到可能的拐带或者国际犯罪的情况。”

而对方的态度让他心里一沉：“他只愿意寄养，不作为监护人。”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祝黎明指出，这意味着，孩子将再次陷入“无人监护”的困境。“把孩子寄养在国外的亲友的家庭，但监护权不会进行同步转移。如果王老伯对自己的监护权没有做出后面的安排的话，那么在他过世以后，这两个孩子的监护人将是空缺的。”

那王老伯是否可以指定一个后备监护人，在他离世后，照顾两个未成年的女孩呢？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金可可表示，按照目前民法典的规定，只有父母才能用遗嘱方式为自己的未成年小孩指定一个后备监护人——“为什么只有父母可以呢?那是因为父母为子女考虑，通常是最亲密的关系，不大有道德风险，所以父母是允许的。有什么道德风险呢?假设一个监护人和小孩的关系不是特别亲，就要考虑有没有财产上的利益纠纷？因为他通过不断指定后备监护人，后备监护人就可以把小孩的财产甚至一个家族的财产完全控制起来。

对此，上海市普陀公证处公证员李辰阳建议，王老伯或许可以找社会组织，比如“徐汇区或者上海市的未成年保护组织，或者说那种专业的社会监护组织”做委托监护，再找一个监督人，比如“民政部门”，为小孩托底。

王老伯若自己身体抱恙，谁来照顾他？

而王老伯对于自己未来的打算，一开始，也想得很乐观，“安顿好小孩后，我就到养老院去。我能到什么地方去呢？”

但上海市徐汇区民政局老龄事业发展科科长李成伟在上门走访时告诉王老伯，王老伯如果要住养老院，也必须要有一位监护人。“你住养老院，养老院也要问你监护人。那谁做你的监护人呢？比如说你有发生什么大病，谁帮你做决策？那肯定是需要有监护人。所以我的建议，如果说你现在在你空余的时候，你一定慢慢看，你看看你有什么值得信赖的人，可以托付的。”

检察官们反复上门，陪他聊、帮他算、给他科普什么是意定监护。王老伯终于认识到，他需要一个能接手的人，一个能托付余生和孩子的人。“我也想找，亲戚当中，娘舅阿姨当中，想找一位意定监护人。”

意定监护：给自己一个“信任状”

2026年1月1日，上海市政府发布了《关于推进实施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若干意见（试行）》。徐汇区也随即制定了了一份工作指引，明确了意定监护和公职监护的具体操作流程。

简单来说，“意定监护”就是趁着自己清醒的时候，提前选一个你信任的人，签下合同，公证生效。万一你失去行为能力，这个人就可以替你签字、处理财产、安排生活、甚至决定医疗方案。

“它是一个预防性措施。”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民事检察部检察官助理李奕轩说，“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很多事务会卡住，财产处理、学籍事务、医疗决策，都动不了。”

春节后，检察官再次来到王老伯家。

孩子还在上学，老人还在找那个“愿意接手的人”。他说：“只要能对孩子好，我都尽力。”

检察官告诉他：只要他愿意，相关部门会一直跟进，让这份托付落得了地，收得到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