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201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报告（以下简称“预算报告”）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今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经济下行压力大，财政政策如何加力增效？又将有哪些改革创新？就这些各界热切关注的问题，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

白景明表示，透过预算报告可以看到，“十二五”和“十三五”首尾相接的两年里，各级财政管理部门以“四个全面”战略为引线，积极应对“三期叠加”和社会转型的多重挑战，财税改革破冰前行，有效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目标的落实，财税政策精准发力，充分发挥出“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作用。

财税改革破冰向纵深挺进

在白景明看来，2015年的财税改革明显具有依法向纵深挺进的特征，以新修订的预算法为依据，不仅接续前期改革，而且推出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触及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体制深层次问题的改革，做了多年想做做不成的事。

其突出表现主要有四方面：

 一是加快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将地方教育附加等11个项目由政府性基金预算转列一般公共预算。制定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办法，加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力度，建立中央对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机制。推动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进一步清理整合专项转移支付，从2014年的150项减少为2015年的96项。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将地方政府债务分类纳入预算，实行限额管理。地方政府债券全面实现省级政府自发自还。

二是深入推进税制改革。实施稀土、钨、钼资源税改革，从价计征范围进一步扩大。研究消费税改革方案，完善消费税政策。深入开展涉企收费专项清理规范工作。中央和地方共计取消了400多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三是稳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完善出口退税负担机制。研究推进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结合税制改革进展，抓紧制订调整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过渡方案。

四是实施公务支出预算管理改革。公务用车和办公用房支出两项改革是多年探索但难以落地的改革，而在2015年，这两项改革已基本完成，难啃的骨头只剩一小截，可说力度超强。

预算报告提出，2016年将继续强力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在预算管理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统一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完成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优化整合，建成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建立依托专业机构管理科研项目的机制，实施科研项目后补助管理机制；研究建立健全特困人员供养制度和资金保障机制。在税制改革方面，大力推进营改增，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实行不动产进项税抵扣；加大收费基金清理和改革力度。

白景明强调指出，这些改革对中国具有长期制度优化效应，是在从政府收入筹措机制和使用机制两个角度切入，回应社会关切，为今后推动政府职能转换、完善政绩考评、切实简政放权提供基本制度保障。其中税制改革的关键作用是为各类经济行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合理运用资源、充分发挥创新创业才能的优良制度环境。

财税政策定向精准发力

已经实施了7年的本轮积极财政政策，2016年还将继续实施。白景明认为，从政策制定和政策效果两个角度看，本轮积极财政政策明显具有定向精准发力的特征。其政策目标落脚点为：既把资金投向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上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又要放大资金使用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

2015年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保持必要的支出强度。在2015年预算安排中适当扩大财政赤字规模，并使用以前年度结转资金，加大支出力度。强化督查问责等措施，积极盘活财政存量资金，调整用于保民生、补短板、增后劲。缓解了当期偿债压力，为地方腾出资金用于重点项目建设创造了条件。二是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扩大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范围。三是强化财政资金政策的导向作用。大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通过特许经营、投资补助、运营补贴等方式，拉动民间资本进入公共服务领域。

2016年，将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并进一步加大实施力度。进一步减税降费；扩大财政赤字规模。扩大的赤字，在适当增加必要财政支出的同时，弥补减税降费带来的财政减收，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调整优化支出结构。按可持续、保基本原则安排好民生支出。严格控制“三公”经费预算，压缩会议费等一般性支出；优化转移支付结构，重点压减专项转移支付数额。相应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以及老少边穷地区转移支付规模。这些措施将起到增加总需求反推经济增长和带动就业的双重作用。

白景明说，必须注意到，2016年要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一项环环相扣高难度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比如实施减税，把营改增试点覆盖到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所有产业，表明我国是要建立现代增值税制度。目前，国际上只有部分发达经济体如澳大利亚实行现代增值税制度，新兴经济体没有一个实行现代增值税制度。实施这项改革面临诸多技术难题，同时减税力度大，特别是建筑业和房地产业进入抵扣链条要带来巨额减税，这对中国是一个考验。因为经济增长率下调至不足7%的水平，本身意味着财政收入可能减收，加之税制改革再减收，双重减收压力并发条件下如何应对锐势不减的刚性支出扩张，确实是举世罕见的难题。破解这些难题，必须向改革要解药，把改革落到实处，把财政改革与其他改革有效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