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丽博士，英国海外发展研究院（ODI）风险和恢复力项目主管，长期从事气候风险和国家适应规划相关方面工作，还曾专门负责中国适应气候变化项目（ACCC Phase I and II），该项目也是首个中国与发达国家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项目。

基于对中国气候变化的关注和相关工作，梁丽博士十分认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付诸的行动和取得的成果。

对话中，她多次以“领导者”形容中国。在拥抱可再生技术方面，中国是领导者。在担当全球气候治理重任方面，中国也是国际社会所期待的领导者。

东方卫视记者：您长期从事气候风险和国家适应规划相关方面工作，并且还曾专门负责中国适应气候变化项目（ACCC Phase I and II）。这是一个怎样的项目？

梁丽：该项目合作在英国、瑞士与中国相关机构之间展开，特别是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中国的其他科学机构，如中国气象学会和其他智库，以更好地开展风险和脆弱性评估，更好地了解中国可能面临的来自气候变化的生物学和社会风险。最重要的是，如何制定政策、制定战略、制定计划，来减轻这些风险。

东方卫视记者：去年底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23年度报告》呈现了一些数据：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2022年比2005年下降超过50%，新能源汽车产销量、风电水电、光伏发电等装机都位居全球第一……您怎么看待中国交出的“成绩单”？

梁丽：这些数字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毫无疑问，中国在拥抱可再生技术投资方面一直是领导者。我们最近还看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宣布了重点领域，将围绕能源和交通，推动绿色转型，强化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这非常重要。

我们也看到了，北京、上海和深圳的股票交易所现在已承诺将ESG（环境、社会、治理）准则纳入即将上市的公司。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迹象。

东方卫视记者：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或气候合作方面的努力，对国际气候合作有何影响？

梁丽：我认为长期以来，国际社会一直在期待中国担起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重任。

当然，全球气候治理是复杂的，就像任何国际机制一样，也受到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的影响。

然而，对于中国、美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聚集在一起专注于应对气候变化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需要确保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内的承诺得到履行。

东方卫视记者：我们也确实看到，在合作过程中存在一些争议。例如，欧盟刚刚发起了针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反补贴调查。您如何看待这种调查？它是否会对气候合作产生不良影响？

梁丽：贸易争端有可能波及到气候治理领域。但重要的是这些争端不应该影响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

东方卫视记者：中美两国元首去年11月在旧金山的会晤，为中美关系带来了一个新的起点。然而，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仍然复杂。在您看来，管理中美新时代关系的关键是什么？气候合作可能是这一关系中的一个缓和点，对吗？

梁丽：从根本上说，中国和美国政府都赞同减少碳排放，因此他们所采取的行动是一致的。他们在帮助其他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雄心”也是一致的。

我认为，即使在中美关系最为紧张的时刻，两国政府也在这个“一致”上保持延续。总有一扇门是开着的，而且应该总有一扇门保持开放。

所以，无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如何加剧，气候合作都是一个重要领域，中美始终可以相互接近。

东方卫视记者：您最近撰文《中国是否领导全球南方？》，其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西方看到的是风险，中国看到的是机遇；西方寻求加强现有体制，中国则在创造新的体制”。如何来理解？

梁丽：实际上，中国与现在我们所描述的“全球南方”（以前可能称之为发展中国家）的互动，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自那时以来，中国已经与一系列发展中和全球南方国家建立了关系。

近些年来，中国通过其“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建设基础设施项目并支持各国发展。当然，中国在所谓“债务陷阱”等方面受到了批评。但我认为在某些方面，这些指控并非完全有理。

我认为中国和“全球南方”的共识是，中国对这些国家说，好的，你们的发展优先事项是什么？这些国家说，我们需要连通性，我们需要交通走廊。所以中国是在响应这些需求。

东方卫视记者：那么您认为，“全球南方”的崛起在重塑世界秩序中将扮演什么角色？

梁丽：人们确实在谈论“全球南方”的崛起。我想稍微重新定义这一概念，更多地将其视为所有国家拥有更多主体性，都有机会、也应该如此在全球舞台上提出他们的关切。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看到了改革的重要性。我们还需思考如何团结起来应对一些非常严重的跨国跨界问题，如气候变化、犯罪和恐怖主义等。

所以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关于“全球南方”的崛起，更多的是关于所有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的成员，作为已经加入联合国体系的成员，拥有平等的发言权，确保平等无偏地被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