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这项2016年率先在上海自贸区试点的改革，外行人听起来有点拗口，在医药界几乎人人熟知，是大家顺口就能念出来的“MAH”。这一制度，将药品的生产许可和上市许可成功解绑，让各方各展所长，不用被各自短板所牵制，最终带来的是近十年国产原研创新药的上市，如同驶上高速车道，从实验室开进医院，惠及越来越多的病患。

今年上半年上海获批3款I类创新药，妥拉美替尼就是其中之一，剑指黑色素瘤，是全球首个针对NRAS基因突变适应症的靶向药物，3月15日获批，5月20日出厂，目前全国已有80多位患者用上了这个药。

这款新药的持有人科州药物就在张江药谷大厦里，企业所在的就是沿着这条走廊的5间办公和会议室。可能和大多数人想得不一样，没有实验室、没有生产线。而实际上，这也是大多数Biotech 我们说的生物技术企业的通常形态。

和很多Biotech企业一样，2009年，科州也是带着一个idea来到张江，新药诞生这一路，运用到生物学、药物化学、毒理、药物代谢等等十几个门类学科，企业不可能去建立所有团队，而是每个阶段都要依靠合同外包。企业创始人说：“张江有各类各样的CRO（医药研发合同外包） ，我们想外包的话，骑自行车过去，或者大家就在我们楼下星巴克见个面，一起喝个咖啡，事儿就定了。研究遇到问题，也是大家一起喝杯咖啡一聊，事儿就解决了。

真正的十年磨一剑后，获批上市的临门一脚，依靠的是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研发企业不用花巨资自建产线后，才能申请药品上市。科州于是将妥拉美替尼的生产，委托给宁波康龙化成这家CDMO企业，自己作为质量把控的第一责任人。科州药物董事长田红旗说：“以往我们做出一个创新药，就为这一个创新药去建一个工厂，这个工厂只生产这一个药，它的这个效率是非常低下的。现在当我的药比较少的时候，我完全可以让符合条件的这种CDMO（合同研发生产）帮我们生产，那这样我们可以节省资源和精力，去用于更多的创新药的研发。”

2015年底，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在10个省市进行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的试点；2016年，率先在张江破冰。制度的核心，就是解绑，让药品的生产许可和上市许可分离；药品研发企业可通过委托第三方生产，获得药品上市许可批文。这不仅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更是大大加快了创新药上市的速度。

张江科建办经发处副处长赵晓虎透露，试点至今，张江已诞生了超过20个I类创新药，随之而来的产业规模也不断在扩大，到2023年整个张江科学城的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超过了1,300亿元。

当年第一批“吃螃蟹”的和记黄埔医药，在这一制度下，2018年，其耗时12年研发的 呋喹替尼，作为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抗癌新药，至少提前3年获批上市，2020年纳入国家医保目录，目前已覆盖全国328个城市、超过3000家肿瘤医院，在三线结直肠癌市场占有率近半，使超过8万名患者生存获益。中山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刘天舒说，它作为一个口服的多靶点的靶向药，在晚期肠癌患者的使用上是比较广泛的。有了呋喹替尼以后，让患者的生存期又往前跨了一步。

国内获批5年后，2023年11月，呋喹替尼在美国获批；7个月后，今年6月22日，在欧盟获批，成功进入欧洲市场，成为上海首个出海欧美两大标杆市场的中国原创新药。中国自主研发的抗肿瘤药物要跨出国门非常困难，在国外尤其在美国直接上市，被公认为全球药企进入海外市场“最难走的路”。在做药人看来，没有当初迈出的这一步，后面的很多步都不会如此顺利高效。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充分调配利用了产业资源，同时也锻炼了中国创新药的一种开放合作能力。

和黄医药资深副总裁崔昳昤说：“把自己最擅长的部分做好，其他部分找其他有长板的（企业） ，长板和长板的对接，我们来进行合作。我想创新药的成功肯定不是说某一家企业我完全自顾自地从头到底地做到底，未来可能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创新生态的合作。”

源于张江，全国复制，2019年，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写入《药品管理法》，从试点摸索到成为基础性制度，这正是改革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