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蔡和森、许白昊、王尽美、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12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有鉴于中共“一大”召开时遭到法租界巡捕破坏的教训，“二大”在会议选址及召开形式上都与“一大”相比有着不小的变化。

在范建英《中共二大纪念馆激荡着历史风云》一文中对于“二大”的会议选址是这样记述的：“为了中共二大的召开，中央局煞费苦心地选择开会地点。一开始曾考虑去广州，鉴于当时广州的政情复杂，问题繁多，故又考虑在上海法租界召开，但有前车之鉴，中共一大召开时曾遭到巡捕的搜查，显然不安全。相对而言，身处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交汇处的李达寓所，是党在上海尚未暴露的联络点，掩映在4排相同的石库门房屋内，不容易被发现，且处于深巷内，有前后门可以通行，便于疏散。经过慎重考虑，最后中央局选择了在李达寓所召开中共二大”，由此可见，当时中央局选定李达寓所来作为“二大会址”也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那如今的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原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原李达寓所是否就是“”二大“举行期间所有会议的举办地呢？也不是，正如上文中已经提到的，”二大“吸取了”一大“召开期间遭遇法租界巡捕破坏的教训，在会议召开形式上也做了相应的调整。”二大“以小型分组会议为主，全体会议共举行过三次，而现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原李达寓所其实只是”二大“第一次全体会议的举办地，至于其它各次会议的举办地目前还均不详，唯一的线索只有”闭幕式在英租界举行“。可能也正是因为“二大”在会议选址以及召开形式上的多变，曾作为“一大代表”的毛泽东没有能够出席“二大”，有关于这段毛泽东后来在与埃德加.斯诺讲述时是这样描述的：“二大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就这样一代伟人与“中共二大”失之交臂。

中共二大会址

与“一大“相比”二大“实际所取得的成果更多，”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等九个决议案，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制定了中共的第一部党章，选举产生了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五人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陈独秀为委员长，张国焘与蔡和森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另外针对“二大“会议上对于”国共合作“的形式并未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即：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是采用”党外合作“还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并帮助国民党改组“），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五人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二大“结束后不久的8月间又在杭州召开了”西湖会议“，会议经过激烈讨论最终原则确定，只要国民党按照民主原则进行改组，共产党员就可以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会后陈独秀、李大钊、马林等在上海拜访了孙中山并向孙先生说明了关于国共合作的主张，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奏响了序曲…

香山路7号孙中山旧居

此外，现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原李达寓所在作为“二大“第一次全体会议会址的同时也是中共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的所在地，李达在此期间曾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共”一大“召开后，作为宣传主任的李达便积极筹划起了创建“人民出版社”的工作，他在《新青年》第9卷第5号刊载的《人民出版社通告》中曾这样写到：“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新潮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人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特在这里慎重声明”，显示出了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注重宣传及认真严谨的态度。根据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对于当时宣传工作所作出的要求：“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这对于李达这位宣传主任而言无疑是重任在肩。

李达

作为“人民出版社”的主要负责人，李达当时所面临的困难主要有以下两项：

1、进步刊物有被查抄的风险。如1921年初设在上海的《新青年》杂志社就曾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查抄封闭，以至于原出版计划受到重大影响与阻碍。

2、出版社人手紧缺。对此李达曾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有写到：“（当时中央工作部）并无人员，只有宣传工作方面雇了一个工人做包装书籍和递书籍的工作”。

对于这些困难，李达都采取积极应对的方法。首先出于对“人民出版社”安全的考虑，李达有意将出版社的社址写成了“广州昌兴新街二十六号”，即当时《新青年》杂志社的社址，这样就可以适当降低外界对于出版社真正社址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的注意。其次，在对于出版社人手紧缺的问题上，李达不辞辛劳采取了“亲自上阵，亲力亲为”的方式，如据《李达自传》中所述：“我虽是宣传主任，而实际只是一个著作者兼编辑”，又如据白华山《李达与人民出版社》一文中引用到的说法：“据说李达为了搞好出版工作”，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肚子饿了就啃几个冷馒头充饥，有时忙碌起来，甚至数日伏案工作，不出房门“。

老成都北路7弄30号人民出版社旧址

李达所作出的这些努力在“中共二大“召开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至1922年6月底，人民出版社共出书12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推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令人感到十分可惜的是，就在”二大“上李达辞去了宣传主任一职，因此人民出版社也就在不久之后停办了…1923年李达又由于多种原因离开了党组织。有关其中原因，在叶永烈《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一书中根据”李达“自述，有梳理了以下三点原因：

1、当时党内的人多注重实际，不注重研究，李达自认为对革命实际工作不够积极，但为革命做理论研究与传播，即是对党的贡献。

2、对中国共产党“三大”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求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想不通“，”不愿意做国民党党员“。

3、不堪忍受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

另外在白华山《李达与人民出版社》一文中对于上述情况还有补充，据该文中写到“（李达离开党组织）与当时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遭遇挫折也有很大的关系。1923年二.七惨案的发生使得工人运动转入低潮，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纷纷离开了中国共产党，这种情形对当时身患肺病的李达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李达离开党组织后）仍与党内同志保持密切联系，仍然接受党的任务，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贡献…毛泽东曾把李达称为理论界的鲁迅，史学家侯外庐称其为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这些称号对于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宣传作为人生志业的李达来说，是恰如其分的“。

我们走出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原李达寓所来到同在辅德里中的老成都北路7弄42-44号（原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A）,这里在1922年时曾为“平民女校”，是当时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与李达商议成立，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创办的，是中共中央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在该校的招生广告中宣称其宗旨为“专在造就一班有觉悟而无力求学的女子，使其得谋生工具，养成自立精神”。

辅德里平民女校旧址

“平民女校”由李达担任校务主任（即校长），在办学上采用“半工半读”的形式，陈独秀、陈望道、李达、邵力子、沈雁冰（茅盾）、沈泽民等都曾在该校中兼职过教员。其学生除了是由中共介绍进校的以外，还有部分是由于其它原因而来校就读的，据曾在该校就读的王一知的回忆（出自《王一知回忆平民女校上海大学及早期妇女运动等情况的记录》）：“这些（来校就读）学生的情况是：有的是不愿受封建家庭的束缚，不满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而走出来的；有的是不满旧学校，不愿意升学独自找出路的；有的是因为没有考上学校而投奔到上海来的；也有一些是听说这个学校是比较进步的，又有许多知名的人士如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等，也就被吸引来了…”。学生们除了在校学习外，还会经常去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如到工人中开展宣传，为工人进行捐款等，著名作家丁玲当年就是她们其中的一员。

“平民女校”于1922年底由于经费拮据等原因被迫停办，后部分学生转入到上海大学继续学习…...

平民女校课堂场景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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