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工智能”相关议题备受关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要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将数字技术与制造优势、市场优势更好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终端以及智能制造装备。

事实上，经过多年的酝酿探索，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正呈现出全面开花、爆发式增长的态势。DeepSeek的异军突起，就是一幅真实的写照，代表了中国企业在核心算法等方面的最新成绩。技术的日新月异，催生了产业规模的持续扩张。行业数据显示，最近三年来，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增长速度，达到了每年两位数。大量的人工智能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上游的基础硬件研发，到中游的技术开发和平台搭建，再到下游的应用服务，涵盖了医疗、金融、教育、交通等多个行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在带来历史性机遇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道德伦理等问题，各种误用、滥用甚至恶意使用情况，已经广泛地在个人、群体、社会等多个维度出现。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数据，2021年至2024年期间，全国法院共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1659件，绝大部分系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案件，涉及版权争议、“换脸”诈骗、虚假信息等。

在这种背景下，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近十位代表和委员就人工智能的立法，积极建言献策。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监事长吕红兵认为，立法讲究的是与时俱进，从当前形势来看，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进行规范性的立法，已迫在眉睫。

吕红兵表示，早从2021年开始，国家网信办等部门就逐步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进行立法规制。其中，2023年8月起施行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首次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进行了全面规范，包括对数据来源、算法机制、服务提供等方面的要求。同年9月，科技部等10部委又联合印发了《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则从伦理审查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总体来看，这些办法文件与现有的《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相配合相补充，已经初步搭建起涵盖了政策规划、科技伦理、行政法规与技术标准在内的多层次人工智能治理制度。但同时也要看到，现有规范大多属于部门规章性质，法律位阶较低，因此有必要顺应产业发展的趋势，将人工智能的立法提上更高一个层级。

吕红兵强调，对于人工智能的立法，有几个原则性的问题要把握好。首先，要解决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立法的制定，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产业的良性健康发展，既不能让产业过多被束缚从而流于消亡，也不能姑息漠视一些不良现象背后的灰黑色讯号而放松尺度。其次，要解决好整体和局部的关系。与传统立法相比，人工智能立法面临技术飞速发展带来的调整对象不确定性、技术产业迭代带来的社会关系不确定性，以及风险种类和程度的高度不可预见性，因此，制定一部既要解决当下问题，又能充分考虑长远的人工智能法难度极大。在加紧研究、充分借鉴、尽力推进的同时，可以选择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一社会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口，尽快推进“小、快、灵”立法，早些出台行政法规。

吕红兵认为，对于人工智能的立法，应当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个重要宗旨，并由它来引领、贯穿人工智能的全生态、全链条。我国曾在2023年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中提出，发展人工智能应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智能向善宗旨；坚持伦理先行，明确相关主体的责任和权力边界。所谓以人为本，就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本；所谓人机对齐，就应强调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输出结果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符。这是一种法律制度，比道德更刚，比伦理更硬，比政策更可持续，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

吕红兵同时表示，人工智能的立法牵涉到方方面面，目前的监管由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科技部等多个部门共同主导，未来可以尝试研究，对相关的行政职能“提取公因数、合并同类项”，建立一个专业、权威、综合性的关注部门，从而提高监管的专业性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