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行走在武夷路间都会被这样一幢老洋房所深深吸引，它位于靠近延安西路的武夷路40号，造型别致的大门及盘旋而上的楼梯似乎印证着它昔日的不凡，后来笔者在各类文章及老住户处得知了这里曾经居住过一位名叫周素琼的名媛，旧上海时的多处知名建筑、“一号车牌”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几件大事都与她以及她的家族有着很深的关联。

武夷路40号

周素琼的父亲周纯卿以及他的伯父周湘云是近代上海历史上一对著名的地产富商，兄弟俩的父亲周莲塘（周子莲）原居宁波，大约于1860-1862年太平军东征期间迁居上海，他在依靠木匠和石匠手艺糊口的同时还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了“洋泾浜英语”，这为周莲塘日后的“发家”奠定下了良好的基础。

19世纪60年代中的上海地产业开启了逐步转向商品化的序幕，由于其中利益的驱使引来了西方冒险家们的目光，近代上海最早的一批外国地产商由此“应运而生”，这些地产商为了更好的了解与把握上海地产市场需要有得力的中国人为他们“从中周旋”（这类中国人就是后来我们通常所说的“洋买办”），周莲塘便是在这样的机缘下开始了他的“地产人生”，他在凭借着自身聪慧勤奋与口语能力迅速得到外国地产商们关注与赏识的同时也在地产中介，房屋建造等领域逐步积累起了自己的力量，由周莲塘向工部局注册成立并在沙逊洋行下挂牌的地产经租公司是近代上海由中国人创办最早的经租公司之一，南京路周边的天津路、福州路、广东路、湖北路等地也都纷纷出现了周莲塘的产业，周氏家族由此开启了驰骋近代上海地产业近80年的历史。

周莲塘去世后，由于其子周湘云周纯卿当时尚在年幼不能正常料理家族事务，故而周家的日常运转多由周莲塘的遗孀水春兰主持，这位人称“水太夫人”的水春兰在当时沪上的地产界曾与哈同的夫人罗迦陵齐名，周氏家族正是在她的主持下迎来了属于他们在沪上地产业中的下一个高峰。

与同时代其他涉足沪上地产业的华人地产商一样，周氏家族的致富同样也与近代上海地产业中的“畸形繁荣”密不可分，随着大量人口的入沪以及上海土地“寸土寸金”的日益凸显，周家之前所购置下这些土地的价格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了很大的涨幅，周氏家族也至此成为了上海华人中名副其实的房地产大鳄，据说最高峰时周家在工部局纳税人排名中位列第五。

周氏家族原本居住在牛庄路，等到周湘云周纯卿接管家族事务后兄弟俩又分别开始置办起了各自的产业。青海路花园住宅、福煦路（现延安中路）学圃、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花园住宅、海格路（现华山路）纯庐（也有文字写成“莼庐”）是兄弟俩最为知名的四处产业。

青海路花园住宅、福煦路学圃原为周湘云的产业。青海路的花园住宅约建造于三十年代中后期，以现代派建筑风格为主，新瑞和洋行建筑师鲁克.格兰设计，住宅建成后即安装有当时在上海私宅领域内还极为少见的电梯、对讲机（可接通门卫与主楼内通话）、抽水痰盂等设施，整座住宅配置堪与同时期建造并享有”远东第一豪宅”之称的“绿房子”相媲美，该建筑现为岳阳医院青海路门诊部；福煦路学圃原为周湘云的私家花园，也是他日常宴请宾客的主要场所之一，1937年抗战爆发后租界内人口再次骤增，周湘云瞧准时机将学圃南部近现巨鹿路一片投资建造地产，即后来的景华新邨。北部大片则在50年代后建造起了“延安饭店”。

青海路周宅

巨鹿路景华新邨

静安寺路花园住宅、海格路纯庐原为周纯卿的产业，静安寺路花园住宅现已不存，从历史照片来看是一幢带有新古典主义风格的花园住宅，后来这里曾长期作为静安区少年宫；海格路纯庐原为周纯卿的私家花园（也有说法原为周莲塘遗产，后由周纯卿继承），后曾一度转卖给虞洽卿家族（有说法称是虞洽卿的儿子，也有说法称是虞洽卿家族名下的三北轮埠公司），50年代后成为华山医院的一部分至今。

华山路纯庐旧址

此外原位于南京路西藏路东南转角处的大庆里（已拆）和南京西路现上海评弹团内花园洋房也曾是周家在当时上海的两处颇有故事的产业，有说法称当时上海以“庆”字为名的地产多为周家的产业，大庆里则是其中的代表，著名的南京路四大百货公司之一的大新公司起初想在大庆里处建造百货公司大楼，在被拒后换到南京路西藏路东北转角处建造新楼，即后来的市百一店大楼；现上海评弹团内花园洋房原先曾被周家出租给南海花园饭店，因该饭店老板是民盟成员，故而该楼的局部也曾被作为过民盟在上海的办公地。周纯卿去世后，据说因著名律师，同为民盟的史良曾在周家遗产案中出力不小，故而周家就将这幢花园洋房赠予史良以作为律师费，1949年后这幢房子曾一度作为民盟上海市委机关使用，民盟迁走这里成为上海评弹团至今。

南京西路上海评弹团

周湘云周纯卿虽为兄弟但性格喜好截然不同，周湘云性格内敛沉稳，生活简朴且思想还略带保守，他喜好收藏青铜器、碑帖、书画、早年还通过“捐官”得到过一个“上海即补道”的官衔；周纯卿则相对更为新潮，出手阔绰且思想更为开放，在他的日常爱好中有汽车、游艇、跑马等，当时传遍街头巷尾的“一号车牌汽车”就曾是他最钟爱的“玩具”之一。

有关这辆“一号车牌汽车”也曾引出过许多“奇闻轶事”，后来宋路霞在她的《上海望族》一书中对于这些“传闻”做了“澄清”，据该书中记述到“据周纯卿的侄女周亦瑛说,20世纪初，一个丹麦籍的医生要告老还乡了，临行时要将他的一辆旧汽车连同牌照一起出让，周纯卿捷足先登买下了汽车和牌照，这就是后来被传得沸沸扬扬的一号汽车…（据周纯卿的儿女们）讲该车前挂的牌照是铜质椭圆形的，写的是古罗马的“I”字，号码下刻有S.M.C<上海工部局的缩写>，这个椭圆形的牌照出自周纯卿自己设计，而工部局正式的牌照平时是放在家里的…曾有人在报端撰文说，哈同曾垂涎于一号汽车牌照，甚至发生过明争暗抢的事情，周家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至于说是沙逊曾为一号汽车牌照而打官司，周家人亦听之任之，因为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如此看来传言毕竟是传言，不可全信。

周湘云周纯卿兄弟先后于1943-1945年间去世，在他们的儿女中，曾居住在武夷路40号的周素琼是比较突出的一位，她出生在1915年，从小锦衣玉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大家闺秀，在静安寺路的洋房中，在海格路的花园内，周素琼无忧无虑地度过了她愉快的青少年时光。

周素琼的公公盛丕华和丈夫盛康年是两位必须要提及的重要人物，他们早在1949年解放前就曾秘密支持过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许多工作，盛氏父子中盛康年相较其父亲盛丕华更早与中共地下党建立起了联系，盛丕华在其儿子的影响下也与地下党关系日益紧密，其昔日位于大世界对面的红棉酒家就曾是一处中共地下党及其他爱国民主进步人士在沪活动的重要场所，后来盛丕华曾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副市长，盛康年也曾作为过另一位副市长潘汉年的得利助手，有了这样一层关系的周素琼以及周氏家族自然也会在那个年代中与中共之间发生许多故事，比如在50年代的“公私合营”中，周素琼就以干部家属与工商界人士的双重身份现身说法，帮助大家了解党和国家的政策，为国家顺利实现“公私合营”出工出力，后来大名鼎鼎的刘靖基先生还专程邀请周素琼来到他们家为其夫人做思想工作；又如在上海解放后不久陈毅同志与上海工商界人士代表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在当时南京西路的周家住宅中召开的，在王昌范所写的《一代名媛周素琼》一文中对于这件大事做了详尽的记述，据该文中写到“上海刚解放时，陈毅同志和华东局领导想找个合适的地方与工商界代表人物见见面，向他们宣传党的工商经济政策。负责统战工作的潘汉年同志把陈毅同志这个意思告诉盛康年，请盛康年想想办法。盛康年征询周素琼意见后便向潘汉年同志建议：陈毅同志与工商界的见面会是否安排在他丈人留下的静安寺路花园洋房里，因为工商界都熟悉周家新宅，到这儿开会有亲切感、安全感；同时环境优雅，花园里又可以停车，不易引起注意，安全细数大。潘汉年同志觉得这个建议很好，于是陈毅同志与上海工商界的第一次见面会就在周家召开”。盛康年周素琼夫妇为新中国的建设可谓竭尽全力。

晚年的周素琼居住在武夷路40号，身体康健、性格开朗的她除了依旧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外还经常多行善事，周围的邻居们都喜欢称她为“最后的贵族”。2012年8月周素琼以98岁的高龄去世，走完了其颇带传奇色彩的一生，从此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下，武夷路上又多了这样一段“美丽的上海故事”。

武夷路40号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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