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月2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主讲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就“谈谈文化传播”展开了主题演讲。张教授的演讲结束后，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什么样的文化可以传播？从历史上看，首先高级的文化才能传播。它衷心地认为你是一种高级的文化，比如日本曾经派遣唐使，还有像神州陆沉，中国如明代之后，日韩两国曾经想我们要勤王，我们是代表儒家文化新的中心了。马可波罗把中国元大都的情况带回到欧洲，然后哥伦布读着马可波罗的书去展开远航。伏尔泰读到中国的官僚制度说了一段话：“世界上我想不出有比这个更好、更高明的制度了。”他说这是人类发现的唯一一种不靠愚昧和迷信来统治的制度。所以，如果你的文化真的是一个高级的文化，他一定会自然地接受。

第二点就是，文化的传播很大程度上需要有一种回报性。我接受你的文化，我学习你的文化对我是有好处的。比如说在古罗马时期，我接受了罗马文化，我得到了公民权，我得到了一种政治身份，甚至经济地位。那么在地中海做生意的商人接受了拉丁语，就可以具有了一种契约语言。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这样，中国汉语在中国境内的传播很多时候不是由政府有意识强行推广的，而是因为有了一套官僚制度、科举制度，很多人主动地来选择我要通过掌握文化来获取政治资源、获取政治权力的杠杆。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很多人学中文是为了获取政治权力，比如从汉到清，我们都有不同国家的人来做官。另外比如商人，我通过和你做生意，可以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整个在南中国海，甚至在印度洋地区都有华人文化的这种影响。所以你要能给大家一种回报，那么今天我们中国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我们的一带一路、我们主导的很多国际秩序和国际机构的展开，我们要能够给世界人民提供一种公共产品。比如说一带一路我们提供了基础设施，将来亚投行我们能够提供新的金融机制，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好的世界机制，让世界人民来共享政治权利，来分享治理世界的这种权利，那么他自热就会很甘心很高兴地接受你的这样一种文化，这不是一种强加。

第三点就是，能够传播的文化要有普遍性。这个普遍性是个非常难拿捏的东西，打个比方就像车子拉货。你拉的货越多跑得越慢越近，你拉的货越少它跑得越快越远，但是如果你什么都不拉跑得最远，你跑去干什么呢？所以文化传播就要在车子和货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国际上可能一提起中国，大家想到的就是水饺、窗花、中国结、少林武术，这些东西就相当于一个没有拉什么货的车，它是一个符号，但它承载的中国文化太少了。所以它迎合了外国人一种猎奇、好奇的异域风情的心态，但没有传播给他真正的价值。但是如果你见到一个外国人就和他讲《红楼梦》、讲红学、讲睡虎地秦简里边的法律思想，大多数老百姓又听不懂。所以范教授觉得，我们未来的传播工作者要寻找到中间的均衡点。

（来源：《这就是中国》节目组 编辑：刘清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