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前夕，武汉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妈妈爸爸在讨论之后决定过年不出去旅游了，我表示很痛苦。后来妈妈自愿去支援武汉，我心想，全上海这么多护士，她基本去不了。但她接到通知要走了，年夜饭才吃了几口菜，这个决定也太快了。但现在我能够接受妈妈的做法，因为她去武汉是去救一条条鲜红的生命……”

这是12岁的魏诚给身处武汉救援一线的妈妈写的一封信。虽然很想念妈妈，但魏诚说，妈妈在武汉支援，他应该“长大一点”，懂事一点，在家好好学习，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不过，最后魏诚还是露出了“孩子气”的一面，他在信中写道：“这样妈妈回来后，才能高高兴兴地带我出去玩。”

魏诚的妈妈冯亮是上海市胸科医院胸外专业病房的护士长，作为上海首批支援武汉医疗队的成员，如今的她在武汉金银潭医院北三病区，救治一些危重症的病人。

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冯亮的声音带着明显的疲惫。她告诉记者，自己还没来得及看儿子的信，“今天虽然休息，但去帮忙同事接收了一批援助物资，刚刚忙完”。

没有犹豫，因为武汉需要我们

冯亮是在小年夜的下午四点半，看到群里征集援助武汉志愿者的信息。“我当时知道武汉因为这次疫情已经封城了，等于到了一个挺严重的状态，肯定缺大量的医生护士。”冯亮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去”，她立即征询了身边老公的意见，“我老公当时可能还不清楚疫情的具体程度，就让我去了”。
从接到通知到截止报名只有短短半个小时，而当时医院已经处于放假的状态，冯亮觉得有人可能没有及时看到信息，她预感自己会被选上。于是当晚，她就去超市买了一些速冻食物囤着。她又分别去了妈妈和姨妈家，给他们送了一些准备的年夜饭菜和红包，并交代了一下情况。

果然，第二天，冯亮就接到了领导的电话，让她准备一下，但具体出发时间未定。她赶紧收拾了行李。晚上6点多，原本定好在饭店吃年夜饭的一家人才刚到齐，冯亮就又接到了马上要出发的电话。简单打过招呼后，她匆匆吃了两口冷菜，便赶回家中。

受访者供图

当晚，由136名医护人员组成的上海首批医疗队正式从虹桥机场出发。

2003年非典时，冯亮还是个刚刚参加工作近一年的小护士，并没有机会参与到一线的救援工作。但因为是第一次经历这么重大的疫情，她至今仍保留着当时医院发的一个厚厚的棉布口罩，“而这次我有机会可以去了，作为医护人员，就是本能的反应，没有犹豫过。尤其是看到武汉的同行很辛苦，觉得他们需要我们”。

冯亮的老公倒是有些“后悔”了。“大年夜他就问我能不能不要去。”冯亮说，其实老公只是担心她，全家人都非常支持她的决定，“老公还跟我保证，我在前线支援，他搞好家里的后勤保障，照顾好两个孩子，让我没有后顾之忧”。

我们坚持一下，绝不降低护理标准

到达武汉宾馆全部安顿好已是1月25日早上5点。当天冯亮被排到了晚班，原本是晚上12点交接班，但因为到岗第一天需要熟悉流程和环境，晚上10点，冯亮和同班的同事就到了医院。本地的护士简单地介绍了病区的情况和操作规范，换上防护服的冯亮就正式接手了。

冯亮告诉记者，来武汉之前就已经听说了医院有超负荷工作的情况，“像给我们指导的护士，白天也在新建的病区帮忙，晚上又和我们一起上了夜班，等于是没有休息”。

起初，冯亮他们是按照上海的方式是采用三班倒，但后来大家觉得，这样的疲劳战不能长久，就对排班进行了调整。

“我们这里暂时是6个小时一班，分成4班，每班进到病房直接护理病人的有8个人。外围的话晚上有两个，白天保证三四个。”冯亮说，“后来领导建议能不能换成4个小时一班，怕我们在里面时间太长。但问题是物资其实还是比较紧张的，如果增加班次等于要多16套防护装备。因为我们不可能减少每班的人数，不然护理质量肯定就达不到上海对护理病人的质量的要求。”

冯亮告诉记者，危重病房里没有护工，病人所有的治疗和吃喝拉撒都是由护士来承担，很多病人还伴有腹泻的症状，“我不可能一边帮病人做治疗，一边再给他倒扁马桶，这样也不符合无菌的原则”。

冯亮在病房穿着厚重的防护服　受访者供图

虽然在冯亮负责的病区，物资并没有网传的那么紧缺，更没有到了需要医护人员自己diy护具的地步，“那些都是谣言，如果没有正规的防护服，医院也不会让我们进病房的”，但其实物资还是相对有限的。

“因为我们面对的病人病情比较重，进去的护理人员比较多，物资就会比其他地方消耗多一些。”冯亮说，虽然中间可以从病房出来，但这样就浪费一套防护服了，“工作的六个小时，我们基本上是不喝水的，可以坚持不出病房”。

长时间戴着护目镜，在医护人员的鼻梁和面部留下了深深的压痕，甚至是压伤　图片来源于网络

事实上，穿着厚实的防护服，戴着口罩、帽子、护目镜是非常闷热的。“光是穿脱就要一些时间，很多照片里医护人员脸上的压痕也都是经常会有的，我们叫它压创。”冯亮说，尤其是男孩子更容易出汗，“我们一个男同事，下了班，汗水是可以直接从鞋子里倒出来的”。
也正是因为有了充分的防护，至今，上海医疗队所在的病区并无一例医护人员感染的情况。

而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冯亮说，每当看着危重病区的患者有好转转出，是他们最欣慰的时刻，“就是在心里觉得我们的付出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不愿和家里通话，怕情绪绷不住

来武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冯亮说，只和家里打过一次视频电话，平时更多是通过文字和家里联系，“就是比较想小孩，打电话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情绪上的失控”。

某天工作间隙，同班的男护士问冯亮回去后第一件事想做什么，她脱口而出：“抱着儿子狂亲一顿。”但转念一想，又不行，还得隔离一段时间。冯亮说，当时说到这里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这个话题就没有继续下去，因为不能哭，护目镜会起雾，而且流眼泪的话，也可能会有污染。”

冯亮的小儿子魏鸿也会做事了，给太太热饭，喂太太喝水　受访者供图

后来冯亮在吃饭的时候，继续了这个话题，她问了那个男同事他回去第一件事要做什么。“他回答我说想去吃火锅，因为吃火锅的时候是比较热闹的，就是一堆人围在一起，有吃年夜饭的感觉。其实我觉得他也是有点想家了。”说到此处，冯亮有些哽咽。

稳定了情绪之后，冯亮又聊回了工作。她说，之后他们会研究出更合理的排班，来保证医护人员足够的休息，“只有我们休息好了，才能更好地护理病人”。

采访结束的当天，冯亮给记者发来了微信，她说儿子的信后来她看了，“感觉他长大了，希望他会理解我的行为，也希望我的行为能引发他对未来的思考，学习是为了什么，将来想要成为怎样的人”。

“有了这样的榜样，魏诚和魏鸿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待。”记者给冯亮回了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