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重蹈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覆辙吗？”随着“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布局的历史交汇，外界关于中国是否会复制日本“失去的30年”（如今已延续更久）的讨论再度升温。在部分观点看来，老龄化、少子化加剧，不良债权风险隐现，叠加美国的持续打压，似乎与日本当年陷入停滞的背景有着相似之处。但这种简单类比，本质是“历史重复论”的思维桎梏——它既忽视了中国与日本的本质差异，更未能看见中国凭借四大硬核优势，正在走出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之路。在最新一期《这就是中国》节目中，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鄢一龙教授对此做了详细分析。

回望日本“失去的30年”，多重困境交织成发展枷锁：老龄化与少子化的人口结构危机持续深化，劳动力供给不足、消费市场萎缩；房地产泡沫破裂后，不良债权集中爆发，金融体系陷入长期低迷；作为美国的盟友，日本在科技、贸易等领域长期受制于美方，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被迫升值，出口优势大幅削弱；更关键的是，在此期间日本产业升级陷入停滞，技术突破乏善可陈，始终未能突破自身发展的“天花板”。

鄢一龙教授认为将中国当前面临的阶段性挑战与日本当年的困境画等号，显然站不住脚。中国所具备的四大核心优势，是日本当年从未拥有过的“破局底气”，更注定了两国发展轨迹的天壤之别。

其一，是超大规模市场的独特禀赋。中国拥有14亿多人口的庞大消费群体，形成了全球最具潜力的内需市场——这不仅能为本土产业提供充足的迭代空间，抵御外部市场波动的冲击，更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集聚，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而日本当年仅1亿多人口的市场规模，难以支撑产业持续升级的内生动力，一旦外部市场受阻便陷入被动，这一差距注定无法逾越。

其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绝非空话，而是中国应对复杂挑战的制度密码。面对老龄化、少子化等结构性问题，中国能通过顶层设计统筹推进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以政策合力破解民生难题；针对不良债权等金融风险，能凭借全国一盘棋的治理效能，精准施策、系统化解，避免风险扩散蔓延。反观日本，其多元利益博弈导致政策内耗严重，面对人口危机、金融风险等问题长期束手无策，制度层面缺乏快速响应和集中攻坚的能力。

其三，是独立自主的战略主动。作为主权完全独立的国家，中国在面对美国的打压时，始终具备坚实的反制底气与战略主动。从芯片、5G等科技领域的自主研发，到“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多元国际合作，中国从未被外部压力捆住手脚，反而以“压力变动力”的韧性，不断突破技术封锁、拓展发展空间。而当年的日本在外交、军事等领域高度依赖美国，面对美方的贸易施压、科技限制，只能被动妥协，最终丧失了产业升级的关键机遇。

其四，是产业升级与科技爆发的强劲动能。日本“失去的30年”，本质是产业和技术的“停滞期”；而中国当下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新能源汽车、光伏、5G通信等产业实现全球领跑，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多点突破，科技成果转化率持续提升。“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正是要主动捅破发展的“透明天花板”，突破内卷化陷阱，这种加速度的创新突破，是当年的日本完全无法企及的。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发展道路更无统一模板。日本“失去的30年”是其特定历史条件、制度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中国凭借超大规模市场、社会主义制度、独立自主地位、持续创新动能这四大硬核优势，早已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新路。

面对阶段性挑战，中国没有选择回避，而是以“十五五”规划为蓝图，主动谋划破解之策。未来，随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推进、内需市场的持续扩容、制度优势的充分释放，中国不仅能成功规避所谓“失去的陷阱”，更能在突破困境的过程中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就，撕碎“历史重复论”的虚妄猜测，走出一条兼具速度与质量、彰显中国特色的强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