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复旦大学发布“80后的世界”长三角地区社会变迁调查（Fudan Yangtze River Delta Social Transformation Survey, 简称FYRST）结果。此项调查历时8年，先后开展1次基线调查和2次追踪调查，入户访问近1200户上海地区“80后”家庭。

“80后”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传统与自主并重、压力与韧性兼具，在社会变迁和代际夹层中展现出日渐多元的态度、行为与未来愿景。

在由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和社会科学数据中心联合主办的发布会上，部分调查数据结果公布，聚焦“80后”的经济禀赋、家庭生活和生活方式，通过截面数据与长趋势跟踪数据的对比分析，深刻描绘“80后”的生存状况和生命轨迹并记录中国社会变迁。

关于FYRST调查

FYRST调查由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复旦大学社会科学数据研究中心主持，是第一次以特定人群为主体的全方位跟踪性调查，以1980年至1989年出生的一代人（简称80后）为跟踪主体，其研究的内容包括这一代人的家庭、婚姻、就业、迁移、住房、生育、子女教育、父母养老等各个方面。

这一调查对于剖析和解读中国社会在产业（后）工业化、生活城市化、经济全球化、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的全方位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上海80后的“经济禀赋”

2012年至2016年间，上海“80后”的个人年收入呈现较稳定的相对快速增长，其收入分布形态体现为较健康的橄榄型，三次调查的年收入中位数依次为5.0万元、6.5万元和7.8万元。

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较快，2012年进入前10%和前1%的收入门槛为12万元和30万元，2016年已分别提高至20万元和50万元。

尽管上海“80后”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4.7年，且连续三次调查中的总体收入涨幅均高于同期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和上海CPI增幅，但他们仍坦言面临着“经济”“子女教育”和“住房”三大压力。

“80后”的受教育水平及收入水平与其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80后”的房产持有量也与其父母的持有量具有相关性，呈现一定的代际传递效应，并尤以教育的代际传递最为明显。

上海80后的“婚姻、生育与代际关系”

上海“80后”在结婚、生育、代际关系等方面都呈现出传统与自主并重的新时代特征。

近一半“80后”的配偶是通过介绍认识的，且主要介绍人是长辈亲戚或父母。

随着中国的生育政策逐步放松，上海“80后”的理想子女数由2012年的1.58上升至2016年的1.7，但二胎生育意愿依然薄弱，仅有13.1%的被访者愿意生二孩，不愿意生二胎的前三个理由是养孩子太贵、房子不够大和时间不够。

代际关系方面，仅有20%的“80后”希望与父母同住，但受到现实条件的约束，现实中约三分之二的“80后”与父母同住。

近九成的上海“80后”认为自己作为子女应承担照料父母养老的责任，但对于自己的养老预期又表现出高度的独立性，绝大多数希望在自己家或养老院度过晚年，不再有养儿防老观念。

上海“80后”的生活方式

“80后”的生活方式趋于多元。

“80后”受访者中有70%以上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有四分之三的人自评“人生幸福”。

约三分之一的人出现了不健康的行为，分别是睡眠不足、三餐不规律、不健康饮食、喝酒和吸烟，其中睡眠不足最突出、占4成以上，同时具备四种以上不健康行为的高危群体达到14.3%。

从运动行为看，约三成勤锻炼，近四成几乎不锻炼，“散步+跑步”为主要形式。

不同阶层的生活方式已出现分化，高收入群体一方面或因压力大而表现出更多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承受着更多的健康风险，另一方面有更多的健康资源和促进健康的行为，其体检率、运动频率、健康信息获取、健康消费支出等指标都更优，因此平衡下来高收入群体的行为身心健康指标优于低收入群体。

（看看新闻Knews记者：朱玫 编辑：超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