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大气的别墅内，竟然暗藏非法代孕“黑窝点”。近日，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和奔流新闻记者暗访发现，浙江杭州的两处别墅中设有地下手术室和实验室，被一家非法代孕机构租用来从事取卵、移植及培育胚胎，该机构同时还涉嫌买卖出生证明。

4月8日下午，杭州市卫健委就此事发布通报称，7日下午接到电话报案后，立即组织两地卫健局执法人员赶赴现场联动公安部门开展核查处置。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有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相关的医疗器械、药品等，当场查封了涉事场所，并对相关医疗器械和物品进行了封存。后续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上官正义提供的视频显示，位于杭州市拱墅区的一栋别墅内，一楼主要是休息室、厨房和办公桌，二楼和三楼中，除了病床和一些正在运行的医疗器械以外，还有处方药品和囊胎储存器。相关文件中可以看到取卵移植操作登记的信息。二楼的氧气储存室接收氧气的信息显示为：杭州孕之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另一处别墅位于西湖区十方别墅区内，共有四层，地下一层按照医疗机构设置进行了装饰，手术台已组装完成，恒温冰箱等相关医疗仪器设备也已通电，现场还有大量的医疗物资。

根据上官正义的前期调查，两处涉事别墅的租赁者，是一家自称来自江西南昌的公司，对外宣传为“紫薇国际”。其中，位于拱墅区的别墅，是该机构用来接待“客户”的办公地点；而位于西湖区的别墅，是最近刚刚租下的，目的是为了设置手术室，以便于将手术室与实验室分开，方便更隐秘地“行事”。

另据记者调查，位于拱墅区的涉事别墅，房东称是租给了某纺织公司，但对其租赁用途并不知情。而位于西湖区的别墅，物业人员透露，是被业主租了给了一个安徽人，名叫吴某斌，租期从今年4月1号开始，到2027年3月31日结束。别墅刚刚结束内部装修，但具体用来做什么，他们也并不了解。

记者还目击到，吴某斌在西湖区别墅物业登记的号牌为浙AGD6打头的车辆，曾进入了位于拱墅区的别墅。由此基本可判定，两处别墅存在关联。这也印证了上官正义在前期调查中获得的线索。

上官正义称，4月7日下午，公安机关及卫生监督人员接报后到现场取证时，对三名在场的女性进行了传唤调查。其中两人疑似曾对自己进行跟踪，另一人自称是清洁工。实际操刀“代孕”手术及移植的人员，另有其人。有线索显示，相关人员曾在某地妇幼保健院当过医生，但具体信息还有待进一步调查。这对于本案的定性，以及相关人员的定罪以及量刑，相当重要。如果能够“人赃俱获”，就可以援引刑法的相关规定予以严惩。

明知代孕为非法，却将别墅改装成手术室和实验室来从事相关业务，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牟利。事实上，这也是非法代孕事件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所在。就在不久前，一名17岁的女孩刚刚因为代孕妈妈的身份而成为关注焦点。来自四川凉山的她，经人牵线搭桥，为广东中山的一名50岁男子代孕，最终产下了一对双胞胎。这起事件以“未成年少女沦为代孕工具”的关键词冲上热搜，也揭露了相关黑色产业链的的冰山一角。

记者调查发现，代孕机构常常打着医疗咨询、医疗设备销售等幌子，但实际上，与客户签订代孕合同的公司，往往与对外宣传的公司并非同一主体。这样做的目的，除了隐藏身份，也是为了逃避监管。更多案例还显示，代孕链条涉及了黑诊所、黑大夫、黑中介、代孕人员、委托人员等众多环节，甚至还有境外相关机构的参与，人员之复杂，利益链条之隐蔽，令人咋舌。

种种因素，让非法代孕的整治和打击，亟待破局。在多年从事打拐工作的民间志愿者上官正义看来，取证工作是最大的难点。代孕机构和人员基本都“藏”得很深，在哪里办公、上班都做些什么，这些事连自己的亲属都不会告知。他们的分工也比较明确，而且互不了解、互不干涉。比如，负责找代孕妈妈的人，不会和负责对接客户的人有直接接触，这些也给警方的追查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事实上，代孕机构为了应对监管，还会进行“反侦察”。上官正义就介绍说，自己在暗访别墅时疑似遭遇到了相关人员的跟踪，对于多年从事打拐工作的他来说，这并非首次。他曾多次受到相关人员的威胁和恐吓，甚至因为“搞砸”了部分违法分子的“生意”，有时还面临着生命危险。上官正义坦言，虽然自己不会因为这些威胁就会停止走正义之路，但确实也不得不提高警惕，保障自己的安全。

记者调查发现，上官正义的遭遇从一个侧面展现出整治非法代孕之难，但除了取证以外，惩处的尺度和力度是否有必要作出调整和修改，也是相关部门正在积极研讨的议题。比如，现行法律法规中，对于从事非法代孕行为的医疗机构的惩处，主要是行政警告和最多3万元的罚款。相比于他们获取的巨额利益，这点处罚简直微不足道，是否有必要增加？再比如，对于代孕委托人、中介、实施代孕的机构，目前尚无专门刑法规定，除非在代孕过程中关联了其他犯罪行为，比如非法行医、买卖儿童或伪造证件等，才可能动用刑法的力量。这一点是否有必要作出调整？

法律法规是监管的基石，不仅为监管赋予了合法性与正当性，也为监管设定了边界与路径。那么，在打击非法代孕问题上，如何从法律法规层面出发，提升监管和打击的力度？要想从根本上打击非法代孕乱象，还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刘长秋认为，我国针对代孕的立法规制存在不足，导致了应对和惩处时的捉襟见肘。目前，针对代孕的明确规定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只是一个部门规章，并且只能规制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相关行为，没有涉及到对于代孕利益链条上其他相关方的惩戒。在更高法律层面上，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都没有出台针对禁止代孕的行政法规，刑法中也没有规定代孕行为构成犯罪。这些都在客观上导致了惩戒力度的不足。因此，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制定一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法，至少在国务院层面制定一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条例，为国务院各部门规制代孕提供依据，扫清执法方面存在的障碍。

刘长秋同时表示，仅依靠行政法规制代孕，或者依靠民法调整代孕关系，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想要对非法代孕行为形成更高程度的震慑，可以考虑效法这些年对拐卖儿童违法行为的治理方式，对处于优势地位一方，即购买代孕服务一方进行行政处罚，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同时，需要让多个监管部门在明确各自职责的基础上，进行更积极的联动和协调。比如，从源头上控制关键药物、加强实名生产审核、鼓励群众举报等手段，等等。此外，还要加强国际合作，协力打击境外代孕链条及与境内的勾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