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中南海发出“城镇化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呼唤，各地乡村重建瞬间推广开来。去年，中央审议通过《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大力发展网络文艺”成为国家顶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端午节期间，一篇微信公众号文章《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刷爆了朋友圈。《底层物语》呈现的是大多数中产阶层非常陌生、几乎完全游离于主流社会视线之外的中国农村村民的自我“亮相”：吃活蛇、吃玻璃、小孩模仿“社会大哥”等，一系列价值观扭曲、常人难以理解的自虐式真人表演，博取了众人的眼球和高点击量。

有的乡村博主能在十米高的树上、或在高空建筑工地上，做高难度的“人体旗帜”，以此成名最著名红人叫“搬砖小伟”。小伟是个工地小工，靠每日更新高难度动作表演在“快手”上获得了一百多万粉丝。

【视频】乡村博主自我“亮相” 自虐式表演博眼球

城乡网红 两个世界

最近十年，中国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民众的闲暇时间，尤其是青少年群体上网时间明显增多，“网红”成为一种满足一定社会需求的“准职业”出现了。从上个世纪末的安妮宝贝，到21世纪初的芙蓉姐姐，再到当下热爆短视频界的Papi酱，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网络红人层出不穷。

但是，一个一线城市白领可能从没听过“快手”中最火的段子；而在城市刷爆的电视剧《欢乐颂》中白富美女生的励志故事，在“快手”上关注度也极低。同一个3G、4G信号连接起来的互联网世界，造就了彼此陌生、几乎完全隔绝的城乡两个网红世界。

由此，微信公众号作者发出了“两个无从交集的圈子”的感慨。“所有的资源、权力都在属于那个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圆圈之内，而在农村那个圆圈里，虽然人数众多，但资源和机会却少得可怜，两者之间横着看不见的结界”。

一家咨询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中国网红累计覆盖的粉丝已达到3.85亿，相较两年前增长了3倍。媒体推出“2016中国电商红人大数据报告”，则预测2016年红人产业产值接近580亿元人民币。

当城市网红在各大视频直播平台风生水起，大众媒体报道渲染着“网红”女主播月入百万的财富神话；当雄厚的资本、大众的目光与传媒的关注点，都放在批量生产的“网红”身上，场外资本跃跃欲试、加码风投，乡村网红也在以互不相干的姿态，自发生长。

陈楚洁先生参与了国家高端智库粤港澳发展研究院以及中山大学互联网与国家治理研究院的课题研究，关于如今的乡村网红有什么特征，乡村网红由什么样的人构成，他们具体做些什么事情，作为一个草根特征非常明显的群体，为什么我们的顶层设计会关注到他们，他做了说明和解释：“网红是互联网发展的产物，随着互联网延伸到了乡村。乡村网红是充分地利用新媒体技术、利用社会资源，包括政治、经济资源，提高自身或他所在乡村的知名度，来达到乡村善治的一种人，乡村网红跟农村有比较深刻的联系，但他们未必都是农村人。”

陈楚洁在研究中把乡村网红分成四种类型，一是指在政府系统，主要是基层的、乡镇的官员。二是返乡创业的青年，他们未必一定是大学生，多数是已经在城市里有打工经验，视野比较开阔的年轻人。三是跟农村的电商有密切关系的村红，他们主要跟大的电商平台有一种合作关系。四是比较草根的、自发形成的农村网红，他们通过某种个人的特质，或是某一突发事件，一下子知名度提高很多，由此获得外界很大的认可。

“农村的问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是我们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的一个政治问题，农村的稳定跟发展其实关系中国社会整体的稳定，乃至中华民族的复兴。尤其如今国家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及互联网+，这些都跟当代农村有关系。第二是经济层面，现在我们有电商，农民以前可能有些东西没办法销往外地，农村网红加入进来，增加了销售的渠道。第三，党和政府提倡文艺、网络文艺，包括乡村的文化重建，这跟乡村网红也有关系。所以，乡村网红作为新兴的一种现象，作为一个新生的群体，他相当于乡村精英、乡村意见领袖，关注它是有一定价值的。”

【视频】专家解读乡村网红为何会受关注

分析互联网时代乡村网红的现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城乡互动关系，实现积极的乡村治理的有效平台。没有边界的互联网，应该可以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起一种沟通、化解偏见和误会的作用，并且在技术赋权的实际效应中，充分利用城市和乡村差异、互补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实现资源再分配，以此达到缩小城乡差距的目的。

（编辑：孙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