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图书馆，存有很多珍贵的革命文献——1949年以前传播马列主义、介绍中国共产党活动情况的刊物，以及中国共产党自身出版的书刊资料等。这类革命文献，当年因为历史和政治原因，往往印刷数量都不大，当时的公立图书馆不会收，一般的私立图书馆不敢收。我们今天能够看到它们，多亏了一个人——上海图书馆革命历史文献收藏的奠基人、老馆长顾廷龙。

顾廷龙在合众图书馆门前

上图现藏的革命历史文献，许多来自于顾廷龙主持的合众图书馆(1958年并入上海图书馆)。

如1920年8月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封面误题作《共党产宣言》)、1921年版《列宁全书》第一种《劳农会之建设》、1924年工人之路社编的《十月革命七周年纪念》、1926年版《中国农民运动近况》、刘少奇1926年的《工会基本组织及工会经济问题》、1927年版刘少奇著《工会经济问题》《工会基本组织》等。

顾廷龙先生自己曾说：“这些都是他处不经见之珍贵革命文献，其品种与数量，在国内外首屈一指。”

然而搜集、保存革命文献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研究馆员沈从文介绍，抗战胜利后，白色恐怖笼罩上海，有一次，顾老打听到贵州大学图书馆有一批革命文献，原属汉奸陈群的旧物，他们正为如何处置这批书刊发愁。顾老不失时机与对方联系，用叶景葵先生刊印的清张惠言所撰《谐声谱》等一批复本书籍与他们交换。又专门请人镌刻了一方有“贵州大学图书馆遗存图书”字样的印章盖在封面上，以遮人耳目。

但是只靠一枚印章怎么能保证安全呢？为妥善保存革命文献，顾廷龙老先生将其秘藏在合众图书馆的书架顶端与天花板接合之处，以免被人发现，直到解放后才取出。

不仅秘藏了革命文献，当时往来合众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前身）的也有革命人士，比如解放后成为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的方行。

解放初期，中共中央宣传部曾派员到上海征集有关革命史料，在许多地方都空手而归，却在合众这个小小的私立图书馆找到了一大批珍贵资料。忍不住感叹顾先生“真有远见”。

那么敢于收藏这些珍贵资料的合众图书馆以及顾廷龙老先生，还有什么故事？敬请收看今晚22:30新闻综合频道《下一站》。

（看看新闻Knews记者：周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