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32岁程序员猝死的消息引发热议。他叫高广辉，早年跟随父母从河南来到广东，童年时曾捡垃圾换取零用钱，大学就读于软件学院，多次兼职缓解拮据，与同校的爱人结婚，至今未育，曾写日记“命运和挫折让我慢慢成长”。猝死前一周的工作日，他最早到家时间为21:38，最晚为22:47。猝死当天是周六，部门有4项工作任务到了截止日，他打开过公司OA系统。抢救期间，他被拉入了一个工作群内。死亡后，有不知情的同事发来消息，拜托他“要把这个改下”。

寒门出身，靠读书改变命运，学的是热门专业，进入互联网或科技企业；工作节奏紧张，却仍在承受范围内“硬扛”，最终倒在看似平常的一天。高广辉的悲剧，让无数打工人产生强烈共鸣：很多人都能在他的生活轨迹里，看到自己的影子。从已披露的信息看，高广辉的生活可能称不上“极端加班”的典型样本：他并非凌晨回家，工作日最晚到家时间在22点多；猝死当天是周六他没有去上班，但部门有多项工作任务到期，他登录过公司OA系统；抢救过程中被拉进工作群，去世后仍不断收到工作消息。这些细节拼接在一起，呈现的并不是一个“血汗工厂式”的场景，而是一种更隐蔽、更普遍的工作状态——下班不等于下线，周末不等于休息，身体已经报警，但工作还在“@你”。

把高广辉最终压垮的，是一套早已被“合理化”的畸形加班文化。这种加班文化最直接的伤害，是对健康的系统性透支。脑力劳动的疲惫往往是隐形的，程序员、设计师、编辑、运营人员长时间处于高专注、高压力状态，神经系统持续紧绷，却缺乏有效的恢复周期。下班后仍需盯着手机、周末要随时响应、深夜修改方案，睡眠被切割成碎片，身体长期处在“低度透支却不断累积”的危险区间。猝死并非偶发事故，而是慢性消耗的极端结果。

同时，这种畸形加班正在侵蚀劳动边界，制造一种“永远在线”的生存焦虑。微信工作群、OA系统让劳动不再受空间与时间限制。本应属于私人生活的夜晚、周末和假期，被不断“借用”。更严重的是，这种占用常常不以强制命令出现，而是以“顺手改一下”“紧急一下”“大家都在忙”的方式展开。拒绝意味着“不合群”“不负责”，久而久之，员工被迫把无边界工作内化为职业本分。

从童年捡垃圾换零用钱，到大学靠兼职维持学业，再到与同校恋人结婚、努力扎根城市，高广辉的人生叙事本是一条典型的“向上流动”路径。他在日记中写下“命运和挫折让我慢慢成长”，这句话本应是对未来的期许，却在32岁戛然而止。因此，对高广辉最好的纪念，并不只是一次情绪宣泄，也不只是等待一纸工伤认定结果，而是促成更实质的改变：企业是否能真正落实工时管理，减少“隐形加班”；制度是否能跟上数字劳动形态，明确责任边界；社会是否能为年轻劳动者提供更可持续的工作环境。

再也不要让打工人，需要用生命去证明自己的“敬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