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这座城市，充满着许诺，舒展着诱惑，也一直关注着自己的身份与其他性质。一场“市民都会——上海：现代城市主义的样本”的展览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行。这场展览探源上海现代建筑，追踪上海现代城市主义思想的肇始。而在一张又一张泛黄的上海地图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名字“大上海计划”，还有一个名字“董大酉”。

“五角场”的由来

“大上海计划”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为改造新上海市，打破上海公共租界与上海法租界垄断城市中心的局面而制定的计划，于1929年通过，1937年淞沪会战后，该计划被迫停止实施。

“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计划，具有很大的雄心，对于上海而言也非常重要。”策展人、旅法建筑师张梁介绍：“它关系到的是民族振兴问题，关乎理想和信念。”

在张梁看来，“大上海计划”是现代都市规划的一个范例，超出了殖民城市的扩展区模式，演变为民族国家的空间宣言文本：于公共建筑风格——“中国固有形式”，它设计了民族复兴的意象；于公共空间——道路、广场、公园，它彰显了现代性的启示；于城市形态，它接嫁了现代主义花园住宅；于住宅和基础设施建设，它运用了现代公共权力征地开发；于住宅类型，它倡导了个人的新生活精神。“大上海计划”为精英引导的社会进步，展现了现代主义的理性与乐观。

颇为遗憾的是，如今我们只能在五角场地区还能看到“大上海计划”遗留下来的片段。“所谓‘五角场’正是‘大上海计划’留下来的五条线，它传承了‘大上海计划’开拓的道路。”张梁指着地图说。

上海市中心区域道路系统图 1932年

按照当初的计划，“五角场”的构成是用三条马路———黄兴路、其美路(今四平路)和翔殷西路(今邯郸路)分别接通杨浦、虹口和闸北；用两条马路：翔殷路、淞沪路通向“大上海”腹地———江湾地区的东部。而五条放射主道之间，各有横向的马路加以联结，如同蜘蛛网一样，结成密度平均的“棋盘状”道路网络。

被遗忘的建筑师

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校区内，有一座“飞机楼”。当网友晒出它的俯瞰图，曾一度成为网红。这一建筑的前身是民国时期的航空协会会所及陈列馆。

1933年，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这年的1月1日，上海成立了航空协会，提倡发展国民航空事业，研究航空技术，增强航空救国的民族意识，加强航空力量，以抗御列强的欺凌，达到洗刷国耻的目的。协会曾先后两次发动民众捐资购机。第一次捐款139万余元，购机18架。第二次捐得129万余元。这样，孙中山提倡的“航空救国”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1936年，“飞机楼”落成。它的平面和外形模仿1930年代的双翼飞机，好似一具“航空救国”的宣传模型。

而“飞机楼”的设计者正是“大上海计划”的主任建筑师董大酉。由他设计的市政府建筑（现存于上海体育学院内），是一件从各方面堪称“中国固有形式”的经典之作，也是中国新古典主义的一件造价昂贵的精品。建筑坐落在行政中心十字平面的中轴线上，南北轴线在前面水平伸展，面对正南的纪念性行政广场，背负背部放射性轴线交汇的半圆形广场。

张梁介绍，这是一件有着完美比例的三段式理论的宫殿式建筑：平台、屋身、屋顶、同一时期的建筑学者梁思成曾对比古典主义理论和营造法式对此做过很好的慨括。建筑长93米，高31米，在巨大的歇山和庑殿式屋顶下重叠了四层楼面，共89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布置了各种办公室、会议室、礼堂、图书室、档案室、储藏室、地下室。一座用钢筋混凝土取代木架结构的现代建筑，一应中国古建筑元素，斗拱、雀替、藻井、彩画、琉璃都很好地在民族复兴的意识形态里各得其所。

市政府正立面

或许现在的年轻人对于上海的老建筑，更熟悉的是建筑师邬达克。事实上，董大酉1935年在政旦路120号设计和建造的自宅——一栋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比邬达克的吴同文宅还早了好几年。

诚然，邬达克在上海留下了许多地标性的经典建筑，但是这些建筑是他在商业行为中留下来的。而对于董大酉来说，更多的是一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在投入这一公共建筑的设计中。

“董大酉留下的建筑是在国民性表达上，”张梁说：“建筑于他有着更重大的责任，他是在为一个正在兴起的国家做建筑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