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辆皮卡。后部货箱加盖了顶，两侧围上绿色的防护网，里面放置几把椅子。此前数日，武汉市某个街道的城管中队用它接送发热患者就医。

中队队长陈小俊忍不住对澎湃新闻“抱怨”：改装车辆的工人很难找到。队里另外两辆运送车是他们用面包车改的，塑料板把车内空间隔开成前后两截。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武汉的公共交通停摆，“120”急救车极不够用，社区为老年人送菜的普通车辆也有潜在传染风险。基层政府急需解决病人出行难题。
像陈小俊他们的这种“临时救护车”，日常接受街道办事处与各个社区的调度，接送病人就医。

起初，这一街道有四名城管负责，后来人手不足，又招募了几名志愿者。队员们隔日轮休，每天早8点上班，晚10点下班。“方舱医院”和隔离点陆续建好接受病人后，他们更忙了。陈小俊回忆，2月8日他们工作到凌晨1点， 2月7日熬了通宵。

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8日提出，集中两天时间将武汉累计所有疑似患者检测完毕。此前的7日，他提到要将所有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全部集中收治、分类隔离，确保应收尽收。

陈小俊他们到了最忙碌的时候。但随着在家隔离病人逐渐减少，他们也许将能轻松下来。

去往“方舱医院”

2月9日下午3时许，城管队的面包车启动了。车辆从长江附近的办事处出发，往西拐上大道，再往北开至附近的一处社区。这趟任务是运送轻症病人去“武汉客厅”接受治疗。

“武汉客厅”原本是2012年开放的大型城市综合文化体。疫情爆发后，这里改造成了收治病人的“方舱医院”。目前“武汉客厅”A区1000张床位已投入使用，B区的500张床位也即将投用，与B区相同规模的C区尚待开放。

社区干事已拿着文件在大门口等待。过了片刻，社区书记也拿隔离单急匆匆从小区里出来。隔离单是社区经过上级批示后提供的轻症患者名单，由城管队员交给“方舱医院”。

城管队员身穿防护服，头戴护目镜、N95口罩，手上是一次性手套。但因为物资紧缺，他们配置的防护服达不到医用标准，隐约露出一小节手腕，也很难做到一次一换。社区书记也只戴着口罩。双方站在阳光下交流了一会。期间，五六个轻症的患者陆续拎着拉杆箱出现，鱼贯钻入车里。

城管队员和社区书记介绍说，送往“方舱医院”的都是新冠肺炎的轻症患者，生活能自理，也不算太高龄。

社区书记说，有的病人想住进定点医院的住院部，她反复与他们沟通：床位实在紧张，先去“方舱医院”。但现在小区里，还有高龄老人等着送去“方舱医院”，目前在家。他也盼着尽快解决。

“我们遇到过几个病人，车开到门口，他们不肯出来。”司机刘平说，也有的病人特别想住进“方舱医院”，相比在家，毕竟有医护照料。

“方舱医院”和隔离点之间的关系还在调整之中。随着“武汉客厅”逐步投入使用，一些原住在宾馆隔离点的病人可以搬去“方舱医院”。载上社区的病人后，面包车又开到附近的一处快捷酒店，接上这个隔离点的两三个病人。

刘平裹在雪白的防护服里，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路况。他说自己干了十年城管，负责这次行动是因为他擅长开车——多数队员只会开自动档，而他会开手动档。

“也是为武汉出一份力。”刘平说。

开车的刘平有些为隔离单上的部分病人着急。“方舱医院”收治病人时，会对隔离单进行最后的审核，有的病人只是有症状，未做核酸检测，“方舱医院”可能不收。

城管队员的工作量很大，最近，陈小俊还与宾馆对接。在去“武汉客厅”的路上，他接到电话，说要送一批密切接触者去宾馆隔离点，但陈小俊不确定宾馆是否有足够多的房间。趁着车停下来，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他匆匆地跳车而去。

期待

可能因为是同一小区业主，隔着塑料墙，能听到即将住进“武汉客厅”的轻症病人愉快地用湖北方言聊天。其中一个人说，听说尼古丁杀病毒，治肺炎。陈小俊听了笑起来。

“我最近感觉跟正常人差不多了”，还有病人说，“只是心里很慌，觉得坐也不是，躺下也不是。”

不是每个人都情绪放松。前述刘姓社区书记说，有个病人的父亲今日（9日）早晨去世了。这个病人此刻也坐在刘平、陈小俊的车上。

他们运送的病人里，有人发病后，把妻儿都送到妻子的娘家去。家里有老母亲，他很担心她一个人在家能否照顾好自己。“最好社区安排好宾馆，把我母亲也隔离起来。”他有这样的想法，“宾馆里有专门的人看护。”

也有人经过分析，认为是自己把“新冠”传给了老婆和岳父，家人集体住进了医院。不过他自己病得轻，一个人从家里出发，很期待“方舱医院”能尽快地给他安排再次核酸检测，确认康复。

还有的病人仍在发高烧，她经历了两次核酸检测，一阴一阳，医院床位早满了，住不进去，她期望在方舱医院得到好的看护。

坐在前排的刘平和陈小俊并不了解塑料墙后的情况，“工作量太大了。”刘平把着方向盘说，“基层压力很大，志愿者人手不够。之前有个武汉客厅的轻症病人，提出父母亲的病有点重，住在别的医院，他要去给他们送药。这种事本该社区志愿者做。但最后我们开车把他从‘武汉客厅’接出来，去了他父母所在的医院。”

刘平回忆起，一位七十岁左右的老人，“双肺都感染了”。昨天，刘平开车送老人去医院打针，老人气喘吁吁，上车需要搀扶，这老人没有家属陪伴。今天，刘平没见他出现在名单上。雷神山、火神山医院投入使用，很快会加大床位供应。刘平一直惦记，老人能及时住进医院。

他又想起昨天拉过一对北方口音的母子，好像母亲也有点喘吁吁；儿子的脚骨折了，绑着绷带。“也可怜呢”。

陈小俊则记得，城管中队送过的最高龄病人是84岁。在他的印象里，这位老人成功住院了。还有一个病人，他规律地每天都用车去很远的别区医院。“每天名单上都能看见他。久而久之，对这个名字很熟”。

陈小俊跳下车去对接宾馆，志愿者叶维佳代替他上车。叶维佳刚送一批病人去“武汉客厅”。叶维佳形容，自己已经不像之前那样感到很无力。“你把病人放到医院门口，其他事不归你管。他们都生病了，你却不能帮他们住院。”

床位太紧张了。叶维佳说，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收治了许多重症患者，压力很大。有一天没了担架，他帮忙和家属把一位老年妇女扛进病房，直到有病人的遗体被抬出病房，这样才腾出一张床来。医院火速让新患者住进去。

走进隔离病房时，虽然穿着防护服，但不是医用标准的，叶维佳有点怕，但“有什么办法呢”。

叶维佳接着说，那位老年妇女住院的第二日，也去世了。“唉……”他叹了口气，为了防止感染，遗体要尽快火化，“死者的家属还不能见上最后一面”。

“武汉客厅”

车子行驶到金银潭医院附近，距离“武汉客厅”还一公里多，大量车辆出现了：除了救护车，还有另一辆改装的皮卡，顶盖上同样缠着红蓝相间的蛇皮袋；还有公交车。据城管队员说，这些都是各街道来“方舱医院”送病人的。

2月9日下午5点左右，面包车排在这样一列长队里。叶维佳预测要等约半小时。刘平“哼”了一声：“我这人实话实说，最起码等一个小时”。上一个班次，他在“武汉客厅”的门口排队两个多小时。

一小时后，终于，前一辆车动了。他们把车开进“武汉客厅”的一处偏门。叶维佳跳下车，拿着隔离单小跑到门口。几名护士正拿仪器给其他社区的轻症患者测试血氧饱和度，分辩是否属于轻症。

现场的护士和警察都身穿防护服，警察外搭亮片马甲，护士的衣服上则用记号笔标记：“护士”。天色暗了，护士看不清楚仪器上的数字，叶维佳打开手机电筒，给她照亮。

排着队进入“方舱医院”的病人都提着大包小包的生活用具，有的端着脸盆。一位即将步入“方舱医院”的中年女人，朝送她来的司机鞠了一躬。

叶维佳和刘平要把面包车开回城管中队。这时换叶维佳开车，他指给记者看路旁的一处物业，灯火点点，那是他的家。他的儿子也在忙抗疫的事，一直住单位宿舍，没时间回来。老婆和儿子都不知道叶维佳开临时“救护车”的事。他含糊其辞地告诉老婆，自己在当抗疫志愿者。

而刘平的家人知道他在接送病人，他们都很为他担心。

回到中队，叶维佳和刘平拿出消毒酒精互相大喷一通。脱下白色的防护服后，叶维佳变成穿羽绒服的普通中年男人。他继续回忆，自己曾去广东打工十年，造摩托车，还在当地买了房。原本计划把家人都接过去。但年纪一大，还是觉得武汉好。

刘平回到办公室也坐下来，在防护服里面，他穿着一身整齐的城管制服。已经是夜里的21点，新的一“单”来了，叶维佳和刘平又准备出发了。

（陈小俊、刘平、叶维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