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骥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法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法国为何成为新一轮恐袭的主要受害国？

首先，恐怖主义对法国的挑战并不是新鲜事，上世纪80年代中期法国也遭受过一段恐袭频发的痛苦岁月。1985年3月，两名法国外交官在贝鲁特被绑架后，法国就成为了极端伊斯兰秘密组织袭击的首选目标。巴黎多家百货公司在1985年至1986年间遭到连环爆炸袭击，一共有13人死亡，303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宣布对其中大部分袭击负责。1985年12月7日，巴黎著名的春天百货和老佛爷百货遭到爆炸袭击，共有43人受伤。1986年3月17日在巴黎-里昂的高速火车上发生炸弹爆炸事件；3天后，在香榭丽舍大街的“秀点”商店发生爆炸，造成2死28伤。1986年夏末初秋，新一轮的袭击事件又重新上演，其中最为惨烈的是9月17日发生在雷恩大街的爆炸案，造成7死54伤。与此同时，法国国内的极端恐怖组织“直接行动”（Action directe）也制造了多起恐怖事件：1985年1月25日暗杀总工程师奥朗德，1986年7月9日在巴黎警察局制造炸弹爆炸事件，1986年11月17日在大街上刺杀了雷诺集团总裁乔治•贝斯。正是在恐袭频发的严峻安全形势下，时任总理希拉克决定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力打击恐怖主义活动。

其次，尽管上世纪80年代的恐怖主义威胁主要来源于外部，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有关，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但与本土的极端恐怖组织并无联系。而法国所遭受的新一轮恐袭却呈现出非常不同的特点：其一，是“内生型”的恐怖主义，恐怖分子产生于社会内部，具有法国国籍，而非像“9•11”事件那样的“外生型”恐怖袭击。所以美国在“9•11”事件后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得以有效防范了恐袭的再度发生，而尽管法国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采取了一系列安全措施，仍未能有效遏制严重恐袭的再度发生。美国把本土一“围”就“围”住了，法国的恐怖分子产生于本土社会，光靠“围”是“围”不住的。其二，独狼式袭击和迅速极端化。尽管恐怖分子产生于社会内部，但主要是受到外部极端思想的蛊惑和极端组织尤其是“伊斯兰国”这样的极端组织的“发展”。由于互联网带来的便利，恐怖分子甚至不用出境就能在本土接受“归化”和训练，有的甚至没有组织联系，而实现自我效忠，这使得警方和安全部门很难识别和发现这类恐怖分子，给情报和预警工作带来巨大困难。据目前透露的情况，尼斯恐袭的实施者很可能就是被迅速极端化的。

其三，造成的伤亡更大，恐怖效应更明显。

法国成为新一轮恐怖主义集中针对的对象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原因。一是近年来法国外交政策的转向，二是法国社会内部的变化。

法国曾经是阿拉伯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重要桥梁，与阿拉伯国家有着特殊和友好的关系。战后法国虽遭削弱但仍享有重要大国地位，主要得益于法国的“独立”外交，即在西方世界中独树一帜，不以美国马首是瞻。法国在东方与西方、阿拉伯国家与西方国家的矛盾中很好地发挥了缓冲、桥梁和平衡的作用，在中东地区具有重要影响，这一点在希拉克总统时期表现尤为突出。而近年来，法国外交的“大西洋主义倾向”渐浓，重返北约一体化军事结构，越来越向美国和北约靠拢，甚至充当了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冲突干预等的急先锋，冲在最前面，一改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公道、正义”形象，尤其是与2003年反对美英发动伊拉克战争形成了极鲜明对比。这同样遭到法国社会内部阿拉伯裔的反对甚至仇恨。法国外交政策的转向不仅减损了其国际形象和外交力量，也使国际战略格局失衡。法国自身也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针锋相对的主要对象。在连续遭遇恐袭后，法国社会和学界也出现了反思法国中东政策的声音。

另一个层面是法国社会内部的变化。随着国家经济状况的持续不佳，多元社会的优势转变成社会的对立。由于缺乏结构性改革，法国经济不适应全球化的弊端在欧债危机的冲击下更加突出，经济增长持续乏力，公共债务高企、失业率持续不下，这也使得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极右势力将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源指向外来族裔和欧盟的移民和经济政策，移民融入的问题在经济状况不佳时也更加突出，多元社会的优势演变成社会的对立。欧洲难民危机及由此带来的治安、社会问题进一步激化了对立，也对“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造成很大的冲击。由于几次严重恐袭都与有伊斯兰背景的恐怖主义相关，法国社会对阿拉伯裔的敌视情绪也在增长，有法国安全官员就指出，纳粹分子可能会挑衅穆斯林。如果真是这样，将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对立甚至分裂。

外交转向和社会变化的背后是法兰西民族面临的一个更为根本的挑战，那就是在法国国力不振的困境中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模式面临的危机。对内而言，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整合问题，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的意识形态所受到的现实挑战；对外而言，是如何重新界定法国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和外交定位。实际上，不独恐怖主义危机，当前欧洲所面临的一系列危机——从欧债危机、乌克兰危机到难民危机、脱欧危机，都隐含着与法国面临的同样的深刻挑战，欧洲原有的社会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面临着世界格局和社会内部的剧烈变化的双重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法国和欧洲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危机不仅有外部的根源，更有内部的深刻根源。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但我们更需要冷静、深刻地思考恐怖主义产生的内外根源，从而更加有效地铲除恐怖主义的土壤。

（编辑：潘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