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孤老出现老年痴呆前兆症状

住在市中心的沈阿婆是位孤老，2016年底开始，沈阿婆开始出现阿兹海默症的早期症状。有一次，阿婆到杭州玩，自己坐了高铁回来，却迷失在上海南站，民警问她情况，也是一问三不知，直到民警找到她带着的身份证，才通知居委干部把她领回了家。

到了2017年夏天，沈阿婆的症状越来越明显：

——小便失禁，把社区老年活动室的椅子都弄得湿哒哒的；

——高温季节家里不开空调，经常到24小时自助银行呆到半夜才回家；

——家里就像垃圾站，衣物随处丢置；

——明明有厕所，大小便却都在房间里用水桶，还倒在水池里。

居委干部着实不放心沈阿婆一个人在家度夏，便计划将老人送到附近的养老院，待到高温季节过去后再说。

养老院的费用不够了

夏天安稳地过去了，可沈阿婆在养老院里住得挺舒服，不愿意回家了。

这时候，居委干部犯难了。当时老人的退休工资才三千多，可养老院的费用要四千多。原本居委想着只是临时过个夏天，当中的差价就申请了帮困补助，可老人要长住，这个费用缺口怎么办呢？

于是，居委干部便动脑筋，想着老人既然不回来，便用她自己名下的财产养老吧。沈阿婆名下有2套房子，一套是镇宁路上的租赁权老房子，一套是奉贤燎原农场的产权房。居委会想着，把镇宁路上的老房子出租了，每月千把块的租金，正好可以补贴养老院的差价。

居委会想帮老人，可是又有顾虑。沈阿婆已经没有能力自己处置房屋，可居委会出面处置老人的房产，名不正言不顺的。

居委会怎么去处置孤老的房子？

居委会找到法律顾问，说是要成为老太的监护人，才能动老人的房产。可虽说沈阿婆是位孤老，却还有着远房的堂兄弟之类的亲戚。

居委会找堂兄弟谈了好几次，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谈成，堂兄弟也就再也不管了。于是，居委会协同法律顾问，按照当时《民法》的相关规定，“自创”了一套法律流程，通过“听证会+公示”的流程，成为了沈阿婆的临时监护人。

然后，老人的老房子被出租，老人继续在养老院安逸的住着。

新问题：钱又不够了

就这样，从2017年开始，老人在养老院里住得挺好。可是随着时间流逝，老人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要看病就医、要用尿布。到了2021年，养老院的费用涨到了五千多，再加上各种就医配药、牛奶尿布的费用，每个月花费要近七千。这个时候，老人的退休工资涨到了四千多，再加上老房子的租金，每月依旧有一、二千元的差额。

居委会又犯难了，老人已经年近八十，随时有各种用钱的需求。老人名下有2套房子，显然也不符合帮困对象的要求。大家还是想着，帮助老人用自己名下的财产，让老人安度晚年。于是，居委想到了沈阿婆在奉贤燎原农场的那套产权房。

那套房子在奉贤，当时购置的时候20余万，现在市场价约摸50万左右。用来给老人养老，算算也是足够了。

曲折而严谨的法律流程 居委走了一遍

要处置老人在奉贤的产权房，居委干部把曲折而严谨的法律流程走了一遍。先是给老人做了行为能力鉴定，然后到长宁区人民法院起诉，指定居委会作为老人的指定监护人。

老人的房子被别人拿去出租了

拿到法院的指定监护人判决，居委会终于可以明正言顺地去处置老人在奉贤的产权房了。可是，待工作人员赶到燎原农场，却傻眼地发现，老人的房子里有租客，可租客说，房子是别人介绍的，没有签过协议，和出租房屋的人也是通过微信联系，姓名电话都不知道。以至于，到底是谁将房子出租的、租金又去了哪里，大家都是一头雾水。

大家在现场开始“侦查”，一方面，通过租客的微信电话，和出租房屋的人联系，得知对方姓沈，可进一步的信息，对方却不愿透露。另一方面，想到沈阿婆的房子是她堂弟陪着买的，而堂弟也姓沈，居委干部又打电话给堂弟，可堂弟也不愿意透露细节信息。

又来一起“排除妨碍”的官司

无奈之下，居委便又用起了法律的武器。奉贤的房子房产证上是沈阿婆的名字，阿婆是当仁不让的产权人。居委作为阿婆的指定监护人，到奉贤法院提起了“排除妨碍”的诉讼，要求房屋的租客和出租方腾退房屋，交还老人。

此间，房屋出租人依旧全程不露面，好在租客在法律的威慑下，表示愿意腾退房屋，将房屋交还到了居委手中。

经历了几年的周折，老人的养老事宜终于得以解决。居委成为老人的指定监护人后，梳理老人财产的时候，发现老人还有不少股票财产。大家安心了，沈阿婆有钱，居委会出力，孤老终于可以得到妥善的照顾了。

给长宁区江苏路街道的东浜居委会点赞！他们热心，在孤老无依时愿意主动站出来照顾；他们懂法，在面对困难时得以用法律保护自己、保护老人。在他们身上，我们同时感受到了，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法治精神和人文情怀。

（看看新闻Knews记者：董冰茜 赵袆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