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四门，是台北府城的遗迹。据史料记载，清朝光绪四年（1878年）清政府将原设在台中的台湾府移至台北，定名为台北府。为了加强台北建设及军事防御的需要，当时的台北知府陈星聚确定兴建台北府城。

工程于光绪五年（1879年）1月动工，历时三年又三个月，于光绪八年（1882年）3月竣工。台北城按北方城市棋盘状的传统进行设计，城墙以石头为基础，东西各四百一十二丈，南边三百四十二丈，北边三百四十丈，周长共一千五百零六丈，城墙厚一丈一尺，高二丈，设有景福、宝成、丽正、重熙、承恩五座城门。1885年清政府提升台湾行政层级，改设行省，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台北城成为台湾省会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然而，台北城墙未倒，台湾却已沦为日本殖民地。1895年，随着清朝甲午战败，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侵略者。1895年5月29日，日本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的近卫师团在基隆登陆，6月7月，日军迫近承恩门下。当时，城内清军已撤退，但日军仍不敢贸然进城。此时，北城门外有位农妇搬来竹梯，架在城墙上让日军翻墙打开城门，日军才开始入城。10天后，日本正式宣布“始政”，开启对台湾的殖民统治。

建筑，是一个城市的历史脚印。台北四城门的变迁，也正是台湾历史的真实写照。北门是台北城的主门，因为面朝京城，承受皇恩，故曰“承恩门”。北门外有接官亭，新任官员由大陆搭船来台后，船泊淡水河，然后前往接官亭准备履新。承恩门体现朝廷威仪，是清朝统治台湾，台湾是中国一省的重要象征。

然而，台北城也为台湾遭受日本殖民统治而流泪。日本占领台湾后，就为消除清朝印记而筹划拆除台北城。1879年成立“台北市区计划委员会”就研议拆除城墙。1900年以妨碍道路为由，开始小规模拆除城墙。台北城五门中最精美华丽的西门（宝成门）正是在这时拆毀。1901年日本殖民总督府实施“第二次市区改正计划”，因为惮于拆除西门后的民意反弹，留下了北、东、南及小南门未拆。等到了1904年，其余城墙全数拆除。

可惜的是，五城门中规模最大的大南门、通往艋胛与板桥的小南门、东边的景福门，原本都是闽式建筑的城楼，但在1965年被台湾当局以“整顿市容以符合观光需要”为由，改建成与原风貌不同的皇家建筑。

台北城的历史不长，至今也就130多年，台北城墙也仅存在了20多年。但是，它的沧桑却深深地刻在它的身上。特别是作为朝廷象征的北门一一承恩门，它迎接了大大小小的清朝官吏。正因为这份荣耀，日本殖民者从北门入城的事实，使它加倍感到耻辱。面对日军入城后的屠杀，特别是殖民者在全台的杀戮，我不知道那些引日军入城的人、那个因为用竹梯帮助日军开启城门而拿了150元奖金的农妇，内心是否有过深深的悔意？一座台北府城，它记载了殖民者50年的罪恶。

我在想，以“市容观光”为名，蒋介石手捧建筑师黄宝瑜（台北故宫博物馆的设计者）的设计图改建东、南及小南门的时候，是否心里想着用皇家威仪、用建筑来体现他是中华正宗及反攻大陆的决心？

那天，台北的早晨己有一丝寒意，我站在忠孝路的街沿与市民一起为跑者们加油，抬头仰望承恩门，早晨的霞光越过高楼披在它的身上。霞光中，它似乎醒了，也在为两岸的选手加油。

看着眼前的景色，我突然想起了梁启超先生的《台北故城》，“客心冷似秦时月，遥夜还临景福门”。只是能告慰先生的是，中华已崛起，任人宰割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台北，你长高了、长大了。只是，有空还是回身看看你走过脚印，看看你的前世今生。

（编辑：周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