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暮年，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伴随中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少子化，遗产无人继承的情况显著增多，身后事处置的复杂性呈上升趋势。

近日，上海一46岁独居女子突发脑溢血离世，父母早逝、未婚无子女，远房表弟好心垫了4万医药费，想拿她自己的遗产买块墓地让她入土为安，却被告知得等法院审定“合理范围”才能办。消息一经报道，物议沸然。

因为这事儿看着是个例，实则戳中的是9200万独居人口的隐忧。而这个数字还只是2021年的统计数据。

之前上海徐汇区也有独居老人猝死，遗产归公后，还是法院判决才给帮忙的亲属补了钱，可墓地的事儿照样没着落。这些案例像一面镜子，照见了独居社会治理中的制度空白。

说到底，这事儿难在“法理”和“人情”的平衡。

一方面，法律的初衷是规范财产归属、守护公共利益。无主遗产收归国家的制度设计，既能避免亲属争产纠纷，又能让闲置财产用于社会公益，具有明确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入土为安” 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用逝者自己的遗产为其购置墓地，符合公序良俗和人文关怀，却因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而难以实现。

更棘手的是 “合理支出” 的界定空白。法律仅笼统规定无主遗产需优先支付 “必要丧葬费用”，但未明确具体范围和标准。蒋女士的案例中，民政部门既不能随意批准大额购墓支出，也不愿让好心人的善举落空，最终只能通过法院审理确定边界，这既反映了执法的审慎，也暴露了制度的细化需求。

更让人唏嘘的是吴先生的境遇。他本没任何法律义务，却前后垫钱又跑腿，却因无法律依据难以从遗产中获得合理补偿，这种 “好心未必有好报” 的现实，可能会打击社会互助的积极性。

当中国的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独居现象日益普遍，是时候直面这一问题了。我们需要既坚守法律的刚性边界，又注入人文关怀的温度，让每个为社会奉献过的人，都能在生命的终点获得体面与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