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述人菲利普•肖特开场白

这里是上海历史上有特别意义的一处纪念地。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后，建立了由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工人和上海资产阶级代表共同组成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然而，这个政府只存在了短短的21天，就被一场反革命政变断送了。

到底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今天，就让我们来追踪一场阴谋和恶毒的幕后交易如何狡黠的环环链接，将工人的胜利断送殆尽。

4月12日分水岭

1927年4月12日凌晨4点，也就是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成立的第三周，持枪的袭击者身着工人便装，只有用黑色字体书写的“工”字白色臂带能够辨识。这些人统一从租界各处出发，携武器奔向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总部驻地闸北和各个区的多个分驻地。

全城所及，所有工人纠察队的武器都被清缴，抵抗者非死即伤。事件发生后，上海总工会统计了当夜死伤人数，六十余人人死亡，数位工人领袖阵亡，伤者二百余人。那么，这些神秘的袭击者是什么身份？下令实施袭击的又是何许人也？

蒋介石于3月26日到达上海，此时，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已经努力开展工作，几千人的工人纠察队护卫着这个新生的政权。初来乍到，外界感觉蒋介石也接受了这一事实，他甚至给上海市总工会送去了个人亲笔题词，写有“共同奋斗”四个大字。

但是不久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迹象。四月，同情工人的北伐军某军第一师被调离上海，共产党人要袭击租界的流言四处弥漫。入选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上层纷纷找借口退出。

流言更加险恶。然而，这些迹象，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仿佛视而不见。陈独秀前往武汉，全力拉拢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汪精卫被视为蒋介石的主要对手。陈独秀与汪精卫发表了联合宣言，重申国共两党的合作立场。不过这只是纸面文章。上海这边，共产党领导人则自信他们能控制局面。他们犯下了悲剧性的错误。

这是蒋介石警卫队3月中旬给工部局的信函，申请武装护卫蒋介石进入租界。蒋介石到达上海当天，工部局“警务处处长”吉文斯（P. Givens）立即前往，把一张特别通行证当面交给了蒋介石。

5天后，蒋介石委派得力干将陈群到香港路4号上海银行公会，面递自己的亲笔函，以“军事未已，急需款项”为由，让上海银行公会“烝应首先筹垫”，措辞非常强硬。很快，银行公会拨付第一笔三百万元供蒋介石专用。

一张租界通行证、一大笔捐款，似乎并不足以说明问题。然而，当大家看到工部局总董费信惇的一番回忆时，一番幕后交易就昭然若揭了。

1927年4月的一天，费信惇与上海黑社会势力、青帮大佬杜月笙相约见面。和青帮“三大亨”中的黄金荣、张啸林相比，杜月笙更加强势，并笼络了众多信徒。杜月笙对费信惇说，他需要法租界支援他5000支枪，并让费信惇允许他穿越公共租界，把武器运到中国地界，目的是“同共党分子一战”。

后来，在杜月笙的正式传记中披露，那些臂缠白布黑工字的袭击者，正是杜月笙的青帮。

虽然蒋介石在4月9日，也就是大屠杀前的三天就离开了上海，但他“借刀杀人”的一个“局”已经设好：他用银行公会的钱雇佣了杜月笙的青帮，通过租界当局购买武器，又获得租界默许，青帮袭击者携带武器跨越租界向工人武装发动袭击。4.12那天，白崇禧和杨虎坐镇上海指挥。而蒋介石自己与此似乎毫无干系，当天发生的一切，他在个人日记里只字未提。

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成功，证明了共产党有能力动员工人力量，标志着共产党在城市的影响力达到它成立第一个十年的顶峰，这让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深为忌惮。从4.12大屠杀开始，国共合作走向分裂，但这未必是终结，它恰恰是一个新的起点。无数共产党人英勇牺牲，而共产党依然能从血泊中站立起来，去独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革命之路：从城市走向农村。

（本片由上海市档案局（馆）、真实传媒有限公司独家授权播出，未经授权，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