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国泰电影院的门口都排起了长队。上海市各区的盲人三五成群地赶来，像是共赴一场盛大的聚会——这是他们世界中的一抹光明。 

电影9点开场，但7点一过就有盲人观众赶到电影院。他们掏出自己的残疾证，一证换一票。有的步履蹒跚拄着拐杖，有的戴着墨镜牵着导盲犬，还有的挽着同行家人的胳膊慢慢前行。有细心的盲人观众，因为喜欢这里的每一部电影，将电影的票根小心翼翼用夹子夹起来。闲暇时，用指尖抚摸这一张张有温度的回忆。 

蒋鸿源自己也是一位盲人

与明眼人看电影不同，盲人看电影主要靠听。在影片放映的时候，需要有一位讲解员在影片对白的间隙，为盲人描述电影的画面和人物表情，帮助他们克服视觉障碍，更好地理解电影。 

在家属的陪伴下，盲人们很快入座。一束光从背后亮起，穿透黑暗的影院，影片开始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国产电影叫做《天使的声音》。” 李欣，是国泰电影院无障碍电影的义务讲解员，她绘声绘色为盲人讲述着大银幕上的一举一动。“听到小朋友唱歌的声音了，所以这个故事讲的是留守儿童的故事。” 她温柔而磁性的声线很快把观众代入了情节。

每个月无障碍电影放映的过程中，台下总有一位特殊的观众。他的头发已有些花白，双眼一直注视着屏幕，聚精会神。他叫蒋鸿源，是无障碍电影的发起人。此时台上讲解员手中这份两万多字的解说稿，就是他花费一周时间写出来的。每次放映，他都要在台下仔细地看，看看自己的稿子是不是与影片吻合，并针对不同讲解员的讲解方式和风格提出建议。 

蒋鸿源借助放大镜看屏幕

其实，蒋鸿源也是一位盲人，他左眼失明，右眼仅存0.02的视力。蒋鸿源退休前，曾是电影公司的员工，一辈子都在和电影打交道。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盲人提出，想像正常人一样看电影，蒋鸿源默默记在了心里，但苦于没有找到实现的方法。

现在每次写稿，蒋鸿源都必须借助读屏软件、放大镜等工具。虽然有视力障碍，但蒋鸿源对自己的要求一点也不低。他不仅仔细计算对白间的时间空隙，精确插入符合时长的解说词，还要调整好格式和版面，使稿件看起来干净、美观。遇到实在看不清的地方，自己的老伴和女儿也会被他叫来当作帮手。“有时候我在做菜，他要叫我过去帮他看画面，结果菜都烧糊了！” 蒋鸿源的老伴笑着埋怨道。 

蒋鸿源借助放大镜读屏

多年过去了，蒋鸿源制作第一部无障碍电影的情景，依旧历历在目。那是2008年，他选择了当时电影院一部热门的影片《非诚勿扰》，并写了一万几千字的解说词。写完以后，蒋鸿源把稿子了交给一位朗诵比较好的盲人——吴君沁，让她负责解说配音。吴君沁拿到稿子后，花两个星期把解说刻成了盲文。但是，吴君沁发现觉得自己摸读速度太过缓慢，跟不上影片的节奏。最后，她索性一口气把一万多字的解说词全部背了下来。当时参与录制工作的另一位负责录音工作的志愿者，也是一位盲人。他和吴君沁两个人仅靠着QQ语音远程连线，一句句录音，再进行剪辑、合成。三位盲人，足足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终于把第一部无障碍电影的光碟制作出来。 

第一部影片出炉了，小范围放映的效果很让老蒋欣喜。观众非常兴奋，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看到有人讲的电影。万事开头难，此后上海市残联也加入并提供支援，老蒋的事业开始影响更多的盲人。

家中制作出的无障碍电影光盘

不过，为了每个月的无障碍电影能如期放映，老蒋还是很焦虑。上个月的无障碍电影刚放映完，老蒋就要开始寻找下个月要放映的影片。出于对版权的保护，大部分片方不肯提前将样片提供出来，所以蒋鸿源经常为片源而发愁。 

尽管困难重重，但让蒋鸿源引以为傲的是，六年来，每月一次的无障碍电影放映都如期进行，从未开过一次“天窗”。有一次，蒋鸿源为了不耽误电影如期放映，甚至连续三天，每天早上4点起床，晚上12点睡觉，把近三万字的稿子赶出来。

蒋鸿源很期待，以后制片方能为影片直接制作一个无障碍版本，让无障碍电影在全国各地的电影院都能常态化地放映下去。 

摸着用盲文扎的歌词唱歌

无障碍电影给盲人的生活带来了崭新的变化，它就像滚雪球一样，把所有的盲人都联络起来了。越来越多的盲人愿意从家里走出来，参加各种多姿多彩的活动。KTV里多了盲人的身影，有的盲人跟着音乐的旋律拍手打节奏，有的盲人摸着用盲文扎的歌词本放声歌唱。蒋鸿源也经常被邀请参加盲人组织的各种文娱活动，感受着他们的欣喜和快乐。

“他们看的是电影，我看到的是平等和尊严。”这是蒋鸿源说得最多的话。

以声为光，帮助盲人们前行。 

（看看新闻Knews记者：杨臻 楚华 实习记者：凌玉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