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多的一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以下简称：仁济东院）急诊科接了114辆120救护车。有时，六七辆救护车在门口排队。“我们原先一天救护车量是30至40辆，多的时候，会有50多辆。”仁济医院门急诊办公室主任张斌渊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现在基本上每天八九十辆，厉害的时候要超过100辆。”

那些由120运送来的人，躺在急诊科一楼的各个角落接受治疗。候诊大厅、抢救大厅比往常更加拥挤，病人随处可见，走廊两侧、护士站前、缴费机旁、药房窗下，电梯厅里，能够躺病人的地方，几乎没留下什么余地。原本供护士与保安休息的椅子成了“稀缺资源“，被陪床家属占用。能够在急诊室抢到位置相当不易，一些找不到位置的病人，只好暂时躺在抢救室外。

这是仁济医院东院急诊科今年4月以来的常态。

“最近，无论是救护车拉来的，还是自己过来的病人，病情都很重。”护士胡秋颖告诉记者，她常听到很多人跟她讲，“我们本来想扛一扛，等到解封再来看（病）。实在是扛不过去了（才来医院）。”张斌渊发现，最近前来急诊的老人多了，慢性病患者也多了，比如癌症病人、血透病人、糖尿病病人，“很多就是屏（撑）不住送到我们急诊来的”。

胡秋颖经历过许多次，病人送来时情况已经很危急，他们会就地抢救。但眼下的急诊科，与往日的急诊科面对的情况很不一样，在抢救中时常会遇到新冠“阳性”病人，但很多时候他们来不及考虑病人是否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

“这个是我们的天性。”仁济医院护理部主任奚慧琴

说。疫情暴发以来，急诊室有一个原则，“不能因为核酸耽误病人的病情”，尽管这会增加医护人员和其他病患的暴露风险。期间，他们为没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的病人设置“缓冲区”，入院救治的同时检测核酸，并尽量安置在单人单间的环境下进行救治。

“即使他是‘阳性’我们也会进行救治”。急诊科副主任熊剑飞说，他们遇到一位尿毒症患者，送来医院急诊时已经意识模糊，出现心衰症状，且急需进行气管插管。但病人是新冠肺炎患者的密接者，医护们还是没有丝毫犹豫，立即予以紧急抢救，面对可能被感染的风险，仍果断开放病人气道，打开生命通路。后来，病人核酸检测结果确实呈“阳性”。

2月26日以来，上海暴发新一轮本土新冠肺炎疫情，截至4月23日，上海累计报告本土感染者已达到47.4万例。根据全市疫情防控和救治要求，上海的许多医院转为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越来越多的方舱医院临时建起来，用于收治新冠肺炎感染者。

3月，因疫情防控需要，仁济东院急诊于3月7日至3月9日8时、3月16日至3月23日8时，共计闭环管理9天。自3月23日起至今，仁济东院的急诊就再没停诊过。

3月28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始“封控管理”。接到浦东“封控”的通知是3月27日晚上，急诊科副主任刘黎挨个打电话，把家在浦西的医生连夜叫到医院来。“封了，万一不能从浦西到浦东来上班，怎么办？否则明天急诊不能正常运转了。急诊是关不了的。”那天晚上，许多医生拉着行李箱赶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回过家。

与此同时，仁济医院也抽调许多医护力量支援新冠肺炎定点医院、方舱医院。由于许多医院转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包括急诊在内的许多科室都暂停常规医疗服务，大量的非新冠病人何处就医，一时间成为难题。张斌渊眼见着那些病人往仁济东院急诊科涌来。

留守本院的急诊医护力量很难应付翻了一倍数量的急救病人，医院紧急决定临时从其他科室抽调30余名医生支援急诊。尽管如此，张斌渊还时常看到，那些从病区脱掉防护服走出来的医生、护士，“身上都是湿的”。“大家还是咬着牙，硬顶着。”

原本不属于医护人员的工作，如今也只能由他们承担。医院里不少护工、清洁工因为封控管理，无法回到医院，清扫垃圾、倒水喂饭、床边护理等杂事也都需要护士们帮忙解决，急诊室病人每日的核酸采样也要他们负责。

最近，医院多了一些“三无人员”——无身份、无亲属陪伴，无治疗经费。那些被120救护车送来急诊的孤寡老人，不仅没人看护，甚至没钱缴费，“你不可能不救。”张斌渊说。于是，急诊科为4名这种情况的患者开了“欠费卡”。

4月19日下午，上海市卫健委网站发布《关于疫情防控期间上海市民就医流程的通知》，要求除新冠肺炎定点医院外，上海二级以上的综合医院、儿童医院急诊、发热门诊原则上不停诊。各区确定至少有1家综合性医院承担封控区管控区基本医疗服务职责。全市市级医院做到“应开尽开”。在急诊室奔波的医护人员、病人家属和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都在等待着这座城市回归日常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