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也有过深重的乡村危机。一批进步的社会学者、经济学家、资产阶级、民间团体为了解决当时农村严重衰败的局面，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它以社会实践为基本路径，在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知识分子的倡导与身体力行中，曾在全国各地陆续展开。

晏阳初和梁漱溟分主要从教育入手进行乡村改造。1923年，晏阳初、陶行知、朱其慧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会，开展扫盲经典“千字课”。此后不久，18个省、32个市、甚至下辖乡县，也都相继设立平教会分会，识字运动盛极一时。

1929年，儒学大师梁漱溟加入乡村建设运动，成立乡村建设研究院。他在农村着力建设乡学、村学和乡村自卫组织。在山东邹平县，研究院派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农民种植从国外引进的“托离斯”美棉，组织农民每年在县城举办大规模的农产品博览会，由此，当地棉花成功打入了当时全国纺织业重镇——上海滩。

信息传播技术的普及，给今天的乡村治理与文化重建增添了新的元素。黑龙江五常市二河乡新庄村的村支书刘清泉，今年47岁，担任村支书已经有17年。为了村里发展，他订阅关注了近200个微信公众号，每天一早刷微信，浏览时政新闻和生活资讯，他给每条转发的信息写上自己的政策解读。

【视频】互联网时代的“技术赋权”

建党95周年，《东方早报》推出11个整版“再访中国村支书”特别报道，讲述中国农村的现状，从农民和土地的不同关系中，寻找中国农村的创新发展。这些中国最基层干部带领村民开发家园，各自走出了不同特色的致富道路。

“让村民办事有去处”的伍志航、“茶园经济写出环保好文章”的钱卫国、“引资近亿建美丽乡村”的黄业平，他们都把互联网经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理念，植入进了一方水土的乡村治理，成为名副其实的“村红”。

互联网时代，新媒体技术究竟如何助力新农村建设？陈楚洁教授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所谓互联网时代的“技术赋权”，这个权力不一定是政治权力，可以是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权力结构的分配，会由某种新技术的介入产生变化。当人有了新的渠道向外界表达、推销自己，是赋权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互联网时代给了乡村很多新的发展机遇，让乡民拥有更多机会，行使自己生存发展的权力。

如今的乡村网红在新农村建设中，有一定的作用，但仍然需要更多观察、期待他们持续见证他们的行动了，发挥其作用。比方说农村产品销售，已经实现了很大的增长，对于带动农民致富，肯定有它很明显的效果。如果我们回头去看以前民国时候的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同时需要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力量的结合。”

那么通过怎样的路径，乡村网红才能发挥其作用，实现其目标？陈楚洁认为，基层政府、官员、大学生村官，他们如果充分地用新媒体技术来介入乡村治理的话，可以利用他们在体制内的地位，去充分打通、沟通乡村农民的意愿，探索、创新政府的议程设置，进而实现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乃至社会的和谐。

“比如行动路径有，乡村网红可以借助某一事件或者某些场合，做视频直播。今年6月7日，山东省栖霞市西城镇党委书记徐海勇在‘哈你直播’开通直播，为‘栖霞市首届大樱桃电商节’做宣传，同时卖樱桃，效果出奇，当天就卖出了几百个订单。再有，在今年6•23盐城阜宁龙卷风特大灾害中，村淘合伙人组织了当地的村红，大家组成了一个车队，向受灾地方运送一些物资，然后又去当志愿者，他要做社会责任企业，他有营销的一个目的所在，但是也是间接地促进了乡村的治理。”

（编辑：孙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