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事件风波尚未过去，“黑人男子布鲁克斯被警察枪杀”一案又将美国警察推上了风口浪尖。美国警察为什么可以杀人？为什么不用偿命？国际短评《我说 i-View》，来和你谈谈“美国警察为什么这么狠”。

加纳、布朗、马丁、弗洛伊德、这四个美国人有什么共同点呢？他们都死于美国警察的暴力执法。

很多人以为，警察开枪，只要打伤对方，或打掉对方武器，解除威胁就可以。

又不是战场，没必要“一枪致命”。

但实际正好相反。美国警察受到的训练就是“Shoot to Kill”，shoot是“开枪”，kill是“杀死”。打一枪不够，还要尽可能把子弹打完，不是开几枪停下来看看情况，而是先把子弹打光再说。

那什么情况可以开枪呢？警察得到的指示是：只要觉得自己不安全，就可以开枪。

所以，被警察盯上时，一定要把手放在他们看得见的地方，不然警察就有向你开枪的正当理由。

当然，他们还可以列出无数理由，声称自己开枪是因为感受到了威胁。

美国人口3.3亿，但民间枪支数量却高达4亿支。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统计，每年死于枪击或暴力的美国警察是85人。警察执勤时的确会感到很大压力。

但当警察对疑犯开始使用暴力时，死亡数字却令人惊讶。

根据统计，2013年到2019年，每年被警察杀死的普通人都超过1000人。其中，10%的人根本携带没有武器，连一根棍子也没有。

2019年，警察执勤时打死了1098人，平均每天接近3个人。全年365天，只有27天，美国没有发生警察打死人的事情。

美国警察暴力执法，概括来说有两大原因：一是警队有暴力基因；二是施暴警察很少被定罪。

我们先说暴力基因。

美国警察的前身，叫“Slave Patrols”，也就是“奴隶巡逻队”，出现在1830年左右，当时基本由白人志愿者组成。就像他们的名称一样，他们负责巡逻，抓捕逃跑的奴隶，抓到了就是一顿毒打。

现代美国的犯罪学教科书，却有意无意地隐瞒了这段历史，而隐瞒的危险就在于，看不清楚警察体制的根基，就很难做到真正改变。

再来看施暴警察的问责和定罪问题。

2013年到2019年间，99%的警察杀人事件，都以涉事警察未被起诉而告终。

这里面，又有两个原因。一是各地警察工会提供的“保护伞”，比如规定，被指控警察在接受询问前可以查看调查文件；对投诉警察设置时间期限，过期作废；还有不允许匿名投诉，对涉事警察询问必须在事发后48小时才能进行，等等。

另一个原因是最高法院的判例，偏向于保护警察。

给大家分享两个案例。一个是1975年，美国首都华盛顿，三名女子在家遭歹徒殴打和轮奸。她们第一时间报警，警察承诺马上出警，但整整14个小时，一个警察都没出现。

三名女子决定起诉，官司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最后判决是警察无罪。最高法的理由是：警方职责是保护广义社会，而不是保护某个具体公民。

所以，美国警察见死不救，不能说天经地义，却是有法律依据的。

另一个案件是2016年，发生在明尼苏达州。非裔男子卡斯提尔开车时被警察叫停。

卡斯提尔怕引起误会，坦承自己车上有一把手枪，结果警方感觉自己受到威胁，连开七枪打死了卡斯提尔。

涉事警察被控过失杀人罪和过度使用武力罪，但法庭不予支持，警察被无罪释放。

一系列涉警案例的判罚，法官都沿用一个原则，那就是判定警察武力使用是否得当，要以警察在现场时的第一视角去判断，而不是媒体和民众在事后的研判。

这次“弗洛伊德之死”，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明尼苏达州检察长埃利森坦承，要给四名涉事警察定罪，太难！

席卷全美各地的抗议示威，将美国警察推到了风口浪尖。国会两党都说要立法改革警队，但美国警队的问题，其实不仅是执法系统的问题，根源还在美国数百年的种族歧视和阶层对立中，更涉及司法制度、党派利益、牵扯社会方方面面。真正的改革，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