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6日，“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得主、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于敏去世，享年93岁。

于敏最后一次在公众前露面还是在2015年1月9日。那天，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亲自颁发了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而这样的抛头露面，于敏也就经历过两次。上一次是1999年，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23位获奖科学家发言。

他并不习惯这样的大场合，因为此前的几十年里，他一直都是隐姓埋名。

一藏就是30年

其实，于敏自己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没想到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绑得这么紧。他原本以为会在钟爱的原子核理论研究道路上一直走下去。然而，一次与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的秘密谈话，让他的人生改变了轨道。

1961年1月的一天，于敏应邀，冒雪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言不讳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请报上面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极其严肃的神情里，于敏立即明白，祖国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理论也要尽快进行。

接受任务后，于敏便转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从此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一藏就是30年。

30个月的奋战

氢弹理论的探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当时的核大国对氢弹的研究是绝对保密的，要想从报纸或者杂志上找到关于氢弹一星半点资料完全不可能。因此，要在短期内实现氢弹研制理论上的突破，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为了尽快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氢弹，于敏和同事们知难而进，废寝忘食，昼夜奋战。然而，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们始终找不到氢弹原理的突破口。

转折发生在1965年。

那年9月，一场创造历史的上海“百日会战”最终打破僵局。在这次持续3个多月的艰难科研攻关中，于敏带领同事们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5个多月后，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圆满成功。

当年，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曾有不少人替于敏感到惋惜。

而于敏自己却从未后悔。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他留下了惨痛的记忆。他说，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欣慰了。

回答问题有“三不”

于敏在科研中有一项特殊的本领，就是善于抓住物理本质来判断物理现象发展的结果，被简称为“粗估”。与他共事多年的何祚庥院士称：“于敏的这种粗估方法是理论研究的灵魂。”

一次，一位法国物理学家在北京作学术报告。当时于敏只有32岁。这位专家刚把实验的准备、装置及过程介绍完，于敏便对坐在他旁边的何祚庥说出了这个过程的分支比大约是多少，边说边在左手心上写着这个数字。

“这是一个较为稀有的核反应过程，你怎么知道的？”何祚庥反问道。

“先听下去。”于敏摆手制止他追问。

最后，法国专家公布了他的实验结果，果然不出于敏所料。

“这个问题的实质并不复杂……掌握住这一方法就能估出它的数量级来。”于敏说的方法确实并不复杂，但要真正自如地掌握并运用并不容易。物理学家的水平高低常表现在对一些基本理论、方法、技巧的掌握上。而这正是于敏有很高造诣之所在。

在单位，大家都知道，向于敏请教有“三不”：一是不论时间、场合，随时随地可以提问题；二是不论范围，物理、力学乃至其他相关学科都可以问；三是不论问题大小难易，一样耐心解答。

许多同事们都有这样的感觉，于敏总是将自己的知识、方法、诀窍乃至最重要的想法和盘托出，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

有一次，所里一位姓曾的年轻科研人员与同事讨论一道难题，结果谁都做不出来。于是，他找到于敏。于敏边讲边算，答案很快就得出来了。可是小曾仍不满足，继续刨根问底。于敏一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便老老实实地说，回家后再想想。

第二天一上班，于敏就找到小曾说：“你看看这个推导。”小曾一看，没想到于敏给他写了整整三页纸。

常年埋头工作，于敏能陪伴家人的时间少之又少。直到退居二线后，他终于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了。那段日子，每当夫妻二人外出时，同行的人总能够看到老夫妻相濡以沫，相互关照的温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