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鸣钟”地理位置示意图

（图片来自仲富兰收藏）

在老上海的记忆中，沪西“大自鸣钟”远近闻名。当年就连到附近去买东西，都说成“到大自鸣钟去”，而周边开出来的日用品商店、小五金、或者烟杂店，都会自觉地取名叫“大自鸣钟火锅”、“大自鸣钟宾馆”、“大自鸣钟电器商店店”等等。

它的名字的确和一座钟塔有关。1926年在公共租界劳勃生路（今长寿路）、小沙渡路（今西康路）交叉口的道路中央，建起一座钟塔。钟塔高14米，平面成方形，顶层四面均嵌有钟面的大时钟，每隔一刻钟，即“叮咚”报时。以前，上海普通工人家里是没有财力拥有钟的，更不可能拥有表，这只“大自鸣钟”就时刻提醒工人上班时间。久而久之，大自鸣钟也就成了这一带的地名。

80年代长寿路大自鸣钟地区街景

解放以后，这座钟塔仍然竖在路中央，车辆来往严重影响视线，三天两头发生交通事故。为了清除帝国主义的侵略痕迹，同时改善长寿路、西康路的交通状况，上海市政府于1959年8月拆除了这座带有殖民文化的建筑。

不过，由于钟塔造得非常坚固，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当年又没有定向爆破，只能搭建脚手架，依靠人工一层一层往下拆。顶上的大钟四个人都抬不动，完全依靠人力，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一个大自鸣钟，拆了整整一年多。

政府于1959年8月拆除了这座带有殖民文化的建筑大自鸣钟

图中可见搭建的脚手架

事实上，这座钟塔的本名叫“川村纪念碑”，也叫“川村纪念计时塔”，是在上海的日本资本家，为纪念已故的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总经理川村利兵卫，而建造的一座“纪功碑”。

这座钟塔当时在沪西算得上第一高层，站在塔顶遥望苏州河，所有日本内外棉的纱厂均在视野内，可谓一览无余。

1898年日本内外棉（当时是棉花进出口公司）董事长中野太右卫门力邀川村利兵卫进入内外棉任董事。

川村在任期间，内外棉在上海、青岛继续扩展。自1910年在宜昌路廉价购地建造内外棉三厂起，时值辛亥革命，市场混乱，日纱乘虚而入。而后，在区境内开办了第七、八、十二、十三厂，再廉价购买华商裕源纱厂改为第九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我国青岛圈购大片土地，筹建了第六、十、十一厂。由此，内外棉公司掠取了巨利。

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成为在华最大的纺织集团，在中国获得了巨额利润。据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五十年史》载：

“内外棉在1887年开业时资金为50万日元，至1936年底资金达3300万日元，公积金1904万日元。”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对内外棉的清查报告中也有述及：

“除各项固定资产外，跨行业的投资达1666万元，其他有价证券3880万元和惊人的业外放款，特别是直接为军国主义输血的战时国债竟高达1.04亿元”。

内外棉公司在川村病逝后，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川村为日本立下了“大功”，就在当时的劳勃生路小沙渡路口，建立川村纪念钟塔。

虽说座钟塔谓之纪功碑，但这川村还真不是什么“善人”，他大肆掠夺中国的原棉资源、压榨劳工血汗。而且老上海都晓得，当年日本纱厂的待遇和工作环境是最差的。

五卅运动爆发时上海总工会的游行队伍

说到这里还不得不提及五卅惨案。我们之前写过一篇《澳门路的风云史》，其中提及到当年震惊中外的这桩五卅惨案，它的直接导火线就也与川村其人有关。

顾正红

因为这是纪念川村“功绩”的钟塔，川村利兵卫也因此被老上海人称为“钟桑”，“桑”在日语中是先生的尊称，“钟桑”这个词表面上看不到任何的贬义，但是熟悉上海话的人知道，“钟桑”这是特指“禽兽不如的畜生”，是上海话里的顶级骂人话了。

之后随着淞沪抗战的爆发，“钟桑”成为日本鬼子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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