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有不少次西方世界热忱地学习东方思想的浪潮，而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又有新的形式的“中学西渐”正在开启。在本期《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吴新文教授就此展开演讲与讨论。

在圆桌讨论环节，主持人何婕提问称，在历史上已经有过三波“中学西渐”，好像西方的一些学者、思想界的人，他们比较主动地想要向中方来求索一些答案，背景就是西方自己遭遇到了一些困境，比如说宗教改革也好，或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好。他们在这种寻找的过程当中找到答案了吗？

张维为表示，在西方社会遇到重大危机的时候，他们把目光投向东方，然后第一波是“神本社会”走不下去了，所以找到了中国“人本社会”儒家的传统。然而第二波是军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三波是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造成这样的生灵涂炭。

现在这一波，是美国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的破产，经济上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标志的，这个政治上就包括美国现在内部的混乱，包括为什么特朗普会上台。美国有个资深的媒体人写了一本书，他里边有一句名言叫做“一个幸福的国家不会选出特朗普这样的总统”，就是老百姓不幸福，然后包括西方的民主模式、民主话语现在都遇到空前的危机。

所以西方国家现在也越来越多，外国文章也好，不用说“全球南方”这个早就开始了，就是“向东看”，“向中国看”，至少他们觉得恐怕是一种经验，某些方面值得借鉴。

至于有没有找到“答案”，张教授认为，历史上实际上是有一个文明互鉴的。比方说最典型案例，就是西方整个文官制度是借鉴中国的科举制度。从英国开始的，它当时不敢在英国本土做，在印度做，东印度公司，就借用这个文官制度科举这样的构架，最后做出来还可以。因为他们都是父传子，子传孙，就是代际相传的，这样一来以后他们觉得可以搞文官制度。所以后来我们改革开放，去英国、去欧洲、去美国学习文官制度，他们说是你们发明的。我们当时自己都忘了。

主持人何婕说，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个答案，就是当时去学的时候，可能不见得是直接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用，但是思想的种子会生根发芽，可能在未来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来自中方的一些智慧和思想在其他地方开花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说“东学西渐”，它并不是说瞬间要看到成果。它可能是一个很多的维度的一个观察的过程。另外之前的几波“东学西渐”，它很多还是学者发起的，思想家们率先提出来。它跟这一波可能来自普通人的观察更多，最后的效果会有什么不一样？

张维为称，历史上很明显，就是西方有影响力的作家、哲学家、思想家，然后他影响力比较大，特别是比方说形成了对启蒙运动的推动，对这个二次大战的反思等等产生很多影响。但这一波实际上是中国普通老百姓和中国学者都可以做出很大的贡献，因为对中国知识的需求巨大。“你到哪里人家都在问你中国怎么做的。到法国、到欧洲，到第三世界更不用说了，他们能把你留在这，我到津巴布韦一个星期，天天跟我们讲中国就这样的，实际上这样的知识有大量的需求。”

张教授所在的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一直强调中国模式、中国话语、中国道路，这是非常精彩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他认为应该赶快推出各种各样，真的经得起国际比较，一流的中国的学问。然后去跟世界交流，人家的问题是非常具体的，他们问中国党校的制度，你们党校是光建在中央还是地方都有，还是各个部门都有？他们就现在已经进入非常细的层次了。

在他看来，“我们很多东西我们学者还没有去总结，完全应该形成中国自己的话语，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说清楚，以老外听得懂的话说清楚，把政协制度、统一战线制度一整套东西说清楚，这就是很好的学问。那在这过程当中人家有好东西也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