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月5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主讲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就“给西方民主把把脉”展开了主题演讲。张教授认为西方模式今天患的病可以用“四多三少”来概括。

西方民主的“四多”首先就是太多的“重财轻义”，也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多数人的利益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损害。“重财轻义”的标志性事件就是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对公司、对团体的竞选捐款不设上限，随后在2014年又裁定个人竞选捐款也不设上限。这连美国已故的极右翼参议院麦凯恩也看不下去了，说“美国今后将丑闻不断”。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4年就刊过一篇长文说，金钱获得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数以千计的说客、平均每位国会议员有超过20名说客让立法过程变得冗长复杂，让特殊利益集团更有机会参与其中。这就是所谓的“最富的100个中国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最富的50个美国人大概可以左右白宫”，这也是种美两国政治制度的最大差别。

英国牛津大学有位名叫斯泰恩·林根的教授，他把这种金钱政治联想到古希腊民主是如何走向灭亡的。他说在古希腊的时候，当富人成为巨富，而且拒绝遵守规则、破坏政治体制的时候，雅典民主奔溃的丧钟就敲响了，今天的英国和美国就到了岌岌可危的临界点。

第二是太多的“争权夺利”。西方民主模式的一个基因缺陷是权利的绝对化导致“否决政治”盛行，妥协变得越来越难。美国和英国的政客都把自己的权利放在整个国家的利益之上，所以美国和英国今天的政治版图是非常分裂的。2000年“9·11”的时候，美国两党曾出现过一次难得的共识，之后党派就纷争不断，无法形成新的政治共识。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政府已经关门了三次，共和党、民主党之间的恶斗可以说创造了美国的历史纪录。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英国《金融时报》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批评美国政客见利忘义、互相拆墙角，说甚至他们希望经济可以变得更糟，只要有利于自己当选就行。所以他觉得这文章说美国在选择自我毁灭。

第三是太多的“饮鸩止渴”，这首先表现在债务经济。西方民主政治下，政客为了拉选票都竞相讨好选民，开出各种各样直接、间接的福利支票，最后耗尽了国库，导致“民粹主义”和“短视政治”泛滥。希腊还有一些南欧国家的债务危机也是这样形成的，美国居高不下的债务危机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形成的。西方的国家几乎都成了寅吃卯粮的“债务依赖型”经济，也就是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方法来想办法解决经济和财政问题。美国加州政府破产的例子也能够说明这一点，加州的政客实际上采用的是一种民粹主义的方法，纷纷要求减税，先是减少财产税，然后是取消汽车税，最后加州政府就陷入破产的境地。后来加州政府又想恢复汽车税，但州议会又从中作梗，结果使加州财政陷入恶性循环。

英国脱欧公投也是一个例子，本来是为了应对党内脱欧派的压力，当时首相卡梅伦就决定豪赌一次举行脱欧公投，结果犯了颠覆性的错误，但又没有做任何的应对预案，所以使英国经济陷入了相当长时间的一种不确定的状况。

第四是太多的“空谈误国”。今天的西方民主几乎成了无休止口水仗的代名词。2008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高喊“变革”的口号入主白宫。他承诺削减美国的国债，但美国国债已经从原来的11万亿美元增加到了17万亿美元，执政八年唯一兑现的医保方案还被特朗普废除。希腊的情况也很能说明问题，虽然整个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但希腊的各个政党还是为下一轮竞选而没完没了地扯皮，一方面希腊依赖外部的资金来救援，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接受削减福利的任何安排。2011年时，希腊领导人曾公开主张采用公投来要挟欧盟，一时整个欧盟非常紧张，因为欧盟内部要自己成员国拿出真金白银来帮助希腊谈何容易。西方模式的特点是有福同享，大家争先恐后，有难同当，大家四分五裂。其实当时希腊政客的真正目的只是为了自己国内党派能够达成某种交易，当时《金融时报》也发表评论称：“希腊发明了民主，但现代希腊却有可能给民主带来恶名。雅典的政客们争论不休，有可能使欧洲债务危机升级，对希腊、对欧盟、对整个世界经济都产生严重的后果。”

空谈误国的表现，在西方国家治理方面就能看到普遍的治理能力大幅下滑。冰岛领导人治理无方，国家就破产了。希腊和意大利领导人也是治理混乱，导致现在很多深层次的危机。美国如此庞大的金融体系弊病丛生，但金融危机到了爆发前夕，小布什总统和他的整个团队毫无察觉，结果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了灾难，美国的综合国力也随之直线下降。

（来源：《这就是中国》节目组 编辑：刘清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