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前，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专程来到柯倩老人的墓前，带来一个好消息：以老人名字命名的“柯倩慈善信托”在经上海市民政局依法备案后，已于近期正式生效。这也是全国首例委托人身后生效的不动产遗嘱慈善信托。

“您的慈善信托已经设立完成了，我们就会启动后续的慈善计划。”在柯倩老人墓前，基金会工作人员用这个好消息告慰她。

柯倩老人退休前是中福会幼儿园的教师。2010年，当时已年过八旬的她在公证处立下遗嘱，决定将唯一的房产设立公益信托，待身故后变卖，资金全部用于资助困难儿童教育事业。遗嘱中，她指定中福会幼儿园为遗嘱执行人，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为唯一受托人。

中国福利会副秘书长、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秘书长杨咏梅说：“柯奶奶一生都感恩党和政府给予她的一切，她要把一切留给社会，留给孩子们。”

那么，柯倩老人为何要以慈善信托而非慈善捐赠的方式捐出房产？据介绍，与普通慈善捐赠相比，慈善信托在资金安全性上具有优势。

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副秘书长崔潇雯解释，慈善信托财产需与基金会固有财产相隔离，单独开设账户、单独记账；信托财产产生的利息、租金等收益也归属于信托财产，对财产具有较强的保护作用。委托人可在信托文件中详细约定财产的公益使用方式，作为受托人需严格依照约定执行，忠实实现委托人的意愿。

2020年，92岁的柯倩老人因病离世。她留下的一纸遗嘱也开启了一场各部门合力的制度闯关。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设立信托的委托人应当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也就是至少是活着的人，可遗嘱信托又必须待委托人去世后才能生效，这中间存在矛盾。为此，上海市民政局进行了大量研究与探讨，最终找到了破解方法。

“就是请柯倩老人的遗嘱执行人来代行慈善信托人的委托人职责，真正的委托人还是柯倩老人。”上海市民政局慈善事业促进处处长赵宇解释说。

有了代行“委托人”之后，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按照信托法的要求，信托财产要与受托人也就是基金会的财产相区别。如何让老人的房产独立隔离，成为了新的堵点。

去年5月，上海开始试点开展不动产信托登记，为“房产装入慈善信托”打开了至关重要的政策窗口。基金会在“柯倩慈善信托”备案成功后，立即向相关部门提交了申请，并依法在老人的房产证上进行了“信托财产”注记，之后也将产证交由第三方托管银行保管。

至此，柯倩老人的遗嘱慈善信托终于成功落地，成为全国首例在委托人去世后，完成不动产过户、信托备案、财产注记全流程生效的遗嘱慈善信托。

这次不动产遗嘱慈善信托落地，也为同类公益遗产安排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赵宇表示，上海是一座深度老龄化的城市，柯倩老人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多。他认为，如果上海市民能够按照自身意愿处置个人遗产，并将其用于公益慈善事业，是非常值得鼓励和推广的方向。

遗嘱慈善信托，就是一个人在生前立下遗嘱，约定自己去世后，把一部分或全部遗产，包括房产、存款、股权等，不留给子女亲属，而是交给信托公司或慈善基金会。由它们按照遗嘱写好的用途，长期、稳定地做公益慈善。

与普通遗嘱捐赠一次性把钱或者房产捐掉不同，遗嘱慈善信托的财产，可以长期运作、保值增值，实现几十年甚至永久做慈善。

“柯倩慈善信托”的特殊性在于“遗嘱+不动产”的结合，它从遗嘱生效到信托成立生效，涉及多重法律环节，而国内此前缺乏同类实践，没有成熟先例，因此每一步推进都需要全新探索。

遗嘱慈善信托，不但更好地把遗产用于慈善，还避免了财产成为“无主遗产”的现实问题。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孤老人数也日益增多。在上海，几起既没有继承人、也没有遗嘱的独身人士悄然离世的案例，近来引发了广泛关注。

今年2月，53岁的邓女士在出租屋内突发脑梗昏迷，被房东发现后送往医院救治。由于她未婚无子女，父母也已离世，她的户籍所在地居委会承担起了监护人责任，邓女士账户里近600万元拆迁补偿款为治疗和护理提供了保障。3月19日，邓女士去世。一个现实问题随之出现：近600万的遗产和其他财物，究竟如何处置？

根据1985年的《继承法》，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2021年开始施行的民法典则进一步明确，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本周，法院作出判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最终判决指定徐汇民政局作为邓女士的遗产管理人。

去年底，上海另一起案例也同样由民政部门担任了遗产管理人。46岁的蒋女士父母早逝、未婚无子女，去年10月突发脑出血离世。她的远房表弟吴先生提出，希望动用遗产为她购买墓地并举办追思会，但民政部门建议的丧葬形式偏向于更节省的海葬或生态葬，这让吴先生和蒋女士的朋友觉得不太合理。目前，过世3个多月的蒋女士，骨灰仍存放在殡仪馆。

针对这些“无主遗产”案例，尽管民法典赋予了民政部门遗产管理人职责，但由于缺乏实施细则，民政部门履职仍面临现实困境。

以上海为例，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后，须发布为期三个月的公告提醒，期间需要清理并制作遗产清单。债权人、非继承人如果希望分得遗产，可以向民政局主张权利，并由法院依据事实作出裁决。在清偿债务等工作全部结束后，若仍有财产剩余，民政局会向法院提起“无主之诉”。经过法院认定并公示后，这笔资产将最终收归国库。但看似清晰的处置路径，在现实中仍有挑战。

前述虹口区独居女子蒋女士离世的案例中，远房表弟提出希望动用遗产为她购买墓地并举办追思会，这就让民政部门犯了难。虽然根据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应当履行的职责包括“实施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但“其他必要行为”包括哪些，合理的支出范围又如何划定，目前尚未厘清。

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理事李欣表示，“必要”其实不仅仅是一种法律判断，它也是一种价值判断。譬如人走了以后的遗体运输费等，这些是必要支出。墓地费、追思费，尤其是后续的维护费，这些到底算不算是必要，什么程度才算是合理，需要从谁的账户里面支出，怎么支出才能留痕，事实上是需要一个系统性判断的。民政部门不是说完全不能决定，但对于争议大、价值判断色彩比较浓的支出，可能也不敢单独拍板，希望有明确的规则来托底。

以上案例都还算是遗产、债务及人物关系等比较清晰的情形。现实中，保险、股票、基金等财产形式越发多样，且分散在多个系统，民政部门要面对的是查账、公告、债权债务、分割方案、执行过户等一系列复杂事务。

目前，北京的相关工作指引指出，民政部门可以将全部或部分事务委托给第三方机构，费用从被继承人的财产中拨付。上海则要求各区民政部门作自我监督，设置遗产管理人资金专户，用于债权债务等资金往来结算。专家进一步建议，需要把各地的案例、经验汇成共识，最终由民政部出台更为细致的操作说明书和更顺畅的协同机制，统一适用于全国。

此外，一旦“无主”遗产最终收归国有用于公益事业，其用途和流向应该公开并接受公众监督。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成认为，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收归国有后，其使用管理已超出个人范畴，属于公共事务，相关资产清单、资金去向、金额、使用期限等信息都应尽可能向社会公开。他表示，依据民法典规定，这类遗产应用于公益事业，但目前法律对公益事业的具体范围并未作出明确界定，期待未来能进一步细化明确。

当越来越多人选择独自生活，提前安排好自己的身后事，正从一个讳莫如深的私人话题，变成一个社会问题。我们希望遗产管理人制度逐渐完善，但这终究是兜底方案。签一份意定监护协议，或立一份合法遗嘱，确保自己的意愿能被尊重，这不仅是个人的基本权利，更是对生命负责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