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内

路内：本名商俊伟，1973年生，苏州人。从19岁起，路内就在苏州、上海、重庆的工厂里辗转，“失业、找工作、失业、找工作。”，他口中的工作包括钳工，维修电工，值班电工，操作工，仓库管理员，营业员，会计，小职员，电脑设计，小贩，播音员，摄像师，广告公司文案，公关公司老板等等。

2007年《收获》杂志在半年内连续发了路内的两部小说《少年巴比伦》和《追随她的旅程》，从此显露文坛。今年年初出版的长篇小说《慈悲》更令路内的写作广受关注，更被评价为最好的七零后小说家之一。小说家、上海作协副主席孙甘露在2016年5月20日小说《慈悲》的研讨会上说：“以前我有一种幻觉，好像路内是一个后辈，现在我觉得路内是一个我们要学习的作家。”

路内 追随三部曲

7月3日，茅盾文学新人奖的颁奖典礼在茅盾先生的故乡浙江桐乡举行。路内在前往桐乡领奖之前接受了看看新闻KNEWS记者的独家专访。

（Q：看看新闻Knews记者 A：路内）

Q：曾经看过一些媒体报道，在提及您的创作所涉及的题材时，引用一些评论家的话来说，就是大家都很好奇您为什么会对工厂生活那么熟悉。而就“从工人到作家”来说描述您，短短几个字就很有故事性。

A：每一个作家的过往是沉默的，讲出来对于作品没有任何意义。 在讲自己事情的时候，实话实说，真得是为了宣传。因为小说里面已经写了，不可能再登一遍吧。你让我讲文学理念，在媒体上没人看。讲故事的话，大家就都能看明白。慢慢地，你就会发现这是损害一个严肃小说作家的想法的。

这样的做法会有巨大的误解，呈现出对于作家的巨大曲解。这样的曲解存在于读者之中，存在于评论界之中——必须指出，它不一定是坏事。但它是一个现代性扭曲的东西，因为在过度媒体发达的时代，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文学本身是一个用文字构建的世界，用故事构建的世界。当你再施之以故事去注释它，这就有问题了，本身会产生悖论。

“从工人到作家”，它不仅是有故事性，本身也极具欺骗性。它不存在这样一个逻辑：一个人从工人通过努力变成作家，或者一个人通过努力从农民变成作家。这里面存着两个问题：第一，他再努力也可能不会成为作家。文学是靠天分的；第二，不管你是什么出身，只要努力就能成为作家。通过努力你可以从任何人成为作家，这是成立的；有天分的人不用努力也可以成为作家，这也是成立的。唯独通过努力从什么什么成为作家这是不成立的，这本身是让文学庸俗化的说法，最后你励志的是一些畅销书作家。没有人谈论莎士比亚、荷马是有多努力，所有的严肃作家、诗人、写史诗的伟大作家看见这个都会觉得非常可笑。

狄更斯是从一个小学徒到作家的，但是谁会去讲他做小学徒的事情呢？大家不讨论这个问题，大家讨论狄更斯对那个时代的伦敦如何了解——从上层的伦敦社会到下层的贩夫走卒乞丐全都了解，那是他的文学资源。并不是狄更斯从一个小学徒做起，所以他才写出了《大卫·科波菲尔》 、《远大前程》， 那是因为他从那个阶层出身；但那个阶层像他那样了解伦敦的依然有无数人，只有他在文学上是这样写的；同一时代仍有很多作家在写，但是两百多年之后那个时代留下的作家却只有狄更斯，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伟大的文学之心。

小说《慈悲》

Q：如果对于您过往的生活有所了解，再来看您的小说，读者往往会产生某种联想，比如路小路身上会不会有您的影子？

A：小说都是假的，编出来的。你说书中传达出来的精神是真的，但这是你的东西。这是作品和你之间产生的对接。对于作家的故事很多时候都是误读，并不存在一个真相的存在。作家的故事对接到他们自己，然后通过他们自己再到作品，这些作品和故事之间的距离其实非常遥远。你很难把三个角给对接起来，这个连连看是连不出来的。

故事性对作家没用，一部长篇小说就足够把自己的一生给写掉了。如果一个作家一定要说真实在文本中间占有什么位置，具有多少价值，那这个作家就是骗子，就想骗取一点廉价的名声而已。

Q：我们在读小说的时候，难免会作比较，觉得这个作家的小说风格很像某一位作家等等。您如何来看待创作模仿这个问题。

A：模仿是文学写作中免不了的，要看你模仿什么了。 有些模仿句子的写法，那叫练笔。 更深层次的是学习某位大师的精神气质，但这就不叫模仿了，那叫追随。追随一个大师往前走，就看你喜欢哪些人，是否符合你的气质。

作家卡夫卡、福克纳、狄更斯、海明威等等，都是被很多人所追随的，也包括被我追随。 这里面包含了对他们的模仿，但更多的是精神上佩服这个人。比如贝克特，我没有模仿过他，但我愿意追随他，因为他的精神气质非常符合我。

Q：您新出版的《慈悲》反响不错，但不少读者误以为它是一本畅销小说。好像在“畅销”这个问题上，有时候严肃小说、通俗小说和畅销小说会在读者理解中变得很模糊。

A：一部新的严肃小说要卖得好，是要经历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同样是“畅销”，但本质上和畅销小说是不一样的。很多人看到一本国外的严肃小说在国内卖得很好，那是因为人家在国外积累了很长时间，在世界范围受到了认可，那个过程中受到的折磨是你所不知道的，然后到了中国好像是一下子火了。这其中是需要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酵，是一个被判断的过程。

并不是一个作家说自己是严肃作家，写出来的必然是严肃小说。严肃小说比通俗小说标准更苛刻。通俗小说只要故事合理漂亮，读者爱看，文笔还不错，有一些深度就可以了。而严肃文学面对的是一个无尽的深度，它不至于好看，但反过来说写得太难看的话，也会被人骂。

电影 《少年巴比伦》

Q：听说您现在在创作长篇小说的同时，还在从事电影剧本的创作。

A：一般来说手头上有这两件事已经足够了。写小说大体上为自己负责，写砸了连编辑都不能为你负责。我也不想天天躲在书房里写小说，时间久了会觉得无聊，写电影挺好的，需要去感知一下这个杂乱无章的工作是什么样子。

Q：电影创作对于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刚才您也提到了“杂乱无章”。

A：很多做纯文学的人受不了做电影，因为它太无聊，真的非常无聊。你做编剧的话，这不是你的作品，是导演的作品； 有时候你去做导演了，它仍然不是你的作品，是制片人的作品；你做了制片人了，它也不是你的作品，它是投资人的作品……你怎么写都不是你的东西，你还得把角色交给演员；演员演得不好的话，你也拿他没办法，因为挑演员是导演的责任……

一个电影投资再低也得一两百万，几千万的仍然需要编剧，上亿的话是不需要编剧了，只需要三维工程师就可以了。严肃文学创作就是一台电脑或者一张白纸，它只有这些东西，没有服化道（服装、化妆、道具），没有演员，没有导演，没有罗里吧嗦的制片人和一堆看剧本的外行——外行还可以诊断剧本提意见。

但是电影又是很有意思的，它从非常杂芜地走向单纯。好的电影都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东西，你会觉得背后什么都没有，然而最初却是在一个非常混乱的房间里进行的，惟其如此才会觉得稍为好玩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