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执着"绝对真理" 造就中西不同的处世智慧

同样面对日月轮转、山河更迭的世间万变，为何中国人沉淀出善学善变、顺势而为的处世智慧，西方却执着于追寻永恒不变的终极真理？国人刻在血脉里的好学与变通究竟从何而来？两种文明对“变化”的认知分歧，又藏着怎样的哲学底层逻辑？在《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嘉宾深度溯源文化本源，拆解中华文明变通特质的由来，透彻剖析中西哲学思维的核心差异。

5月11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主持人何婕、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副院长吴新文教授，一同围绕中华文明善学习、善变通的核心特质展开深度探讨。

节目中，张维为教授表示，热爱学习、善于变通，是中华文明极具代表性的重要特质。这种特质并非凭空形成，而是千年文化传承自然积淀的成果，经由历代古训、先贤思想与无数实践慢慢铸就。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到“三人行，必有我师”，谦逊好学、求新求变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正向价值标杆。中国人秉持开放的学习心态，即便面对对手与敌人，也会主动借鉴其优点，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超越与赶超，这是中华文明传承至今的优良传统。

中国人变通观念的萌芽，源于对大自然的长久观察。吴新文教授强调，日月运行、江河奔涌、四季更替，世间万物时刻都处在变化之中。古人观天地万象，悟出“变”是世间常态，而变化之内自有恒定规律，正如四时轮回有序可循。因此中式认知里，变与规律从不割裂，始终融为一体。

而中西方对“变”的理解，有着本质的哲学分歧。吴新文教授指出，西方虽也承认世间存在变化，却将世界割裂为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在西方认知中，现世的变化是不可靠的，唯有永恒、唯一、不变的存在才是绝对真理，这份终极本源要么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要么是基督教信仰中的上帝，高高在上的人格神成为一切变化的源头。

吴新文教授强调，在哲学思维上，西方执着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而中国讲究凡事依托具体条件，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一种做法在此处、此时是正确的，换一种环境与时机或许便不再适用，没有刻板恒定的标准答案。

更深层的思维差异体现在认知路径与处世理念上。吴新文教授表示，中国人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讲究天人合一，认知世界主张“反身而诚”，先认清自我再通达天地。遭遇危难困境时，中华文明始终信奉人力可为，秉持人定胜天的信念，如大禹治水便是依靠自身力量战胜天灾。

在吴新文教授看来，西方则是线性推导思维，认为万事皆有因果，不断向前溯源，最终将本源归结于外在神明。面对灾难困境，往往寄托上帝庇佑、等待外力救赎。也正因这种思维，西方认知里存在多重割裂的世界，而中华文明始终坚守一个完整、统一的世间，这也造就了中西文明截然不同的发展格局与处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