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未来和未知，是古往今来人们一直孜孜以求和津津乐道的事情。对科技发展未来的展望和把握，随着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日趋重要也益发受到关注。20世纪40年代，技术预见率先在美国和前苏联兴起。在二战以后，技术预见对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科技竞赛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把技术预见作为国家的一项系统性政策，长期坚持并卓有成效开展，进而对其他诸多国家和地区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是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启动的，基本上以5年为一个周期的国家技术预见活动。目前，日本技术预见已经进入到第10次。90年代，英国仿效日本启动国家预见活动，并持续至今。英国剑桥大学借鉴并总结美国企业开展技术路线图的做法和经验，积极推行技术路线图，帮助企业提升技术创新管理能力。

今天，许多国家、地区和企业都卓有成效地开展技术预见和技术路线图活动。壳牌公司利用情景法，在70年代成功地预测了“石油危机”。高德纳（Gartner Group）公司采用“炒作曲线”等预见技术，每年发布技术发展趋势。三星公司采用3T来推进技术创新，所谓3T也即技术树（Technology Tree）、技术路线图（Technology Mapping）和TRIZ理论……技术预见和技术路线图已经成为跨国公司进行全球布局的“秘密武器”。

然而，对技术爆发性进展的预见往往是不准确的。历史上，Western Union认为电话非常不重要（1876年），IBM董事长汤姆斯•沃森（Thomas Watson）认为“计算机的世界市场的容量为5台”（1943年）。不要以为这种预见不准的情况今天不再发生，实际上，即便是一些大名鼎鼎的咨询机构，也出现过预见严重失误的情况。麦肯锡（McKinsey & Company）曾预测在2000年之前，手机数量不会超过100万部。前文提及的Gartner，2009年预言2012年塞班（Symbian）将以39%的市场份额成为移动设备的第一大操作系统，并将会持续到2014年，而安卓（Android）的市场份额将仅为14.5%；而事实是塞班于2012年年底关门，安卓则超过了苹果iOs成为第一大操作系统。风险资本家维诺德•霍斯拉（Vinod Khosla）对各大机构（包括Gartner、McKinsey、Forrester和Jupiter等）对于2000~2010年间移动电话行业预测进行了回顾，发现这10年间的预测与实际情况几乎完全是“谬以千里”。

技术预见真是让人“既爱又恨”，这也说明，人们对于技术发展规律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尤需注意的是，要跳出早期的“线性模式”，而要从“系统模式”和“生态模式”来把握技术进展，更多地应用“指数型思维”、更多地从技术以外的环境变量来研判技术趋势。这是今天的技术预见与历史以往的不同的第一个特征。

今天的技术预见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充分理解了技术发展实质上是交互影响、动态演进的过程，而非“宿命”的结果，也即“预见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塑造未来”。技术预见巧妙地利用了社会心理，对技术未来的愿景构建和路线选择起到了诱导作用。这也是日本在过去40年预见历程中所发现的一种现象——重要度高的技术实现率也同样高——的重要原因。技术预见不是为了消除变化，相反，是为了更好地拥抱变化，为变化做好充分准备，甚至是为了促进变化。

面对已然高度复杂的社会体系，技术预见的理念和方法也因而持续演进。更科学、更有效地“预见‘预见本身’”，成为第三个重要特征。IT技术和互联网的普及，极大地改进了技术预见的方法、效率和结果，可以说，今天的预见已经开始走出精英化的“象牙塔”，大众智慧的应用体现已经成为技术预见自身演进的重要命题。这就是，面对互联网创造的巨大且持续巨大着的“认知盈余”，技术预见亟需尽快将原来基于可控环境的“实验室模式”，拓展到基于大数据、游戏化、众包众筹众创型的“社群模式”。

除了上述特征外，技术预见还有一个隐性而重要的前提：“明天会更好”。这不难理解，整体而言，人类社会发展体现的是“进化”特征。所以，对技术预见而言，乐观比审慎更重要、想象比逻辑更重要。预见视野中的未来，体现着更多的自主性，体现着更美好的憧憬，这种极富感召力的愿景共塑，使得科技创新更加容易驱动着经济社会发展。正如英国著名演化经济学家、国家创新系统提出者弗里曼，在其经典著作《技术政策与经济绩效：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经验》所指出的那样，技术预见活动对日本创新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万：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编辑：潘妮 余寒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