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人看来，共餐制不仅仅是一种千年来习惯了的用餐形式，更是一条情感交流的纽带，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含义上的社交行为。在推杯换盏之间，含蓄内敛的中国人得以传递对于亲人朋友的关爱，增进彼此的感情。最早讨论共餐的英国学者罗伯逊·史密斯说：“那些在一起吃喝的人被一种友谊纽带以及相互责任紧紧连接在一起。”

但所谓“病从口入”，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都是新冠肺炎传播的主要渠道。筷著纷飞、觥筹交错之际，肉眼无法看到的细菌病毒便趁虚而入。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人们懂得在大街、车站要“全副武装”，却忘了在餐厅、在家中也要严防“飞来横沫”。

据世界卫生组织介绍，影响健康的因素中有60%与生活方式和行为有关。《北京青年报》在2003年的一篇“非典”相关报道中也提到，有研究表明，当家庭中有乙肝病毒携带者时，实行合餐的感染率高达42%，而分餐制的感染率只有17%。

诚然，改共餐制为分餐制将更为彻底，但这一下打翻千年来的习惯和情感联结，既缺乏可操作性，也不合理。因此，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和政策中心主任蔡江南认为，推行倡导使用公筷公勺，是一个更可行的折中方法。

2月23日，上海市健促委、市文明办、市卫健委、市健促中心联合发表。次日，，承诺将根据用餐人数、菜品数量配备相应的公筷公勺，全面提供一菜一公筷（勺），在有条件的餐厅为客人提供分餐分食制。该倡议发出后十多个小时内，仅上海发布、市卫健委官微的总阅读量就超过126万次，评论1800多条，点赞超过1万次，社会反响热烈。

事实上，上海在2008年为迎接世博会出台的《上海市文明餐厅创建标准》就已明确规定，文明餐饮企业应主动引导宾客使用公筷公勺，而宾客也应自觉遵守。

首批百家文明餐厅之一的新雅粤菜馆副总郑珏也透露，根据人数在餐桌上摆放一至两双公筷，每道大盘菜配一个公勺，是监管部门对于“文明餐厅”一直以来的要求。倡议出台后，倡议出台后，对于提供公筷公勺的要求更上一层楼，“现在都要求事先放一副公筷公勺在桌子上。”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胡善联教授认为，餐饮系统企业主动倡议提供公筷公勺是件好事，不仅对于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至关重要，对于今后痢疾、肝炎等肠道传染病的防治也有着积极的作用。“使用公筷公勺是世界公共卫生专业人员都在倡导的，养成这个习惯非常重要。”他强调。

那市民们在家中是否有必要也使用公筷公勺呢？胡善联表示，作为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不管是和家人在家中用餐还是和同事在餐厅聚餐，自己都要求会使用公筷，“很多餐厅都没第一时间提供公筷公勺，我们会让服务员去拿。”他认为，这一习惯的转变要从每个家庭做起，这次疫情会是一个好的起点。

胡善联并不认为使用公筷是“破坏中国传统”，相反，一菜一公筷（勺）是文明的表现，“我们依旧可以坐在一起吃饭。”事实上，分餐制和公筷也绝不是现代人的新发明。在魏晋之前, 受等级制度、传统礼教及生产水平等影响, 中国各个阶层的用餐方式均以分餐制为主。此后，随着各民族文化的融合、思想的解放、经济水平的发展，共餐制萌芽，至宋代逐渐成为主流用餐形式。明清时期，共餐制才最终彻底取代分餐制。

此后，国民也一度被提醒使用公筷公勺的重要性。从民国时期受西方文化和健康观念影响呼吁使用“公筷”，到20世纪80年代甲肝的爆发，以及2003年“非典”的全国性蔓延，国人的公筷公勺意识早就已经产生，普及率一度大幅上升。

吕书红、田本淳、杨廷中于2008年发表的《非典期间与非典后期居民相关健康行为比较》一文指出，“非典”期间外出就餐的人群中“总是和较多使用公筷者”为12.1%和24.8%，到2006年3月已分别降至11.2%和22.7%。我们何以未能将普及率维持下去？他们认为，随着疫情状况的好转，在强大文化的惯性作用下, 公筷公勺意识逐渐淡化。

蔡江南认为，目前上海餐饮企业自觉提供公筷公勺的情况并不普遍。“如果市场监管部门能将提供公筷公勺列入饭店评级标准，会是促进改变的有力的手段。”

此外，他认为，观念培养方面，最好的办法是从孩子抓起，养成使用公筷公勺的习惯。“孩子最容易养成习惯、最容易听老师的话，”他解释道，“如果在学校里加强这方面的教育，给他们培养习惯，有时候孩子也会把好的习惯带到家里来。”

抗疫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我们绝不能再“好了伤疤忘了疼”。只要社会的每一份子共同努力，家庭的每个成员共同监督，使用公筷公勺一定会成为新时代的“魏晋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