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对于上海而言，是一个特殊的时点。疫情之下，传统的优势领域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如何寻找新的机遇？大变局下，上海如何掌握发展的主动权？这样的背景下，强化科创策源功能被郑重提出，并写入了上海的“十四五”规划。那么，打造科创策源地，究竟该从何入手，上海的优势和短板又在哪里？

从“跟随”到“引领” 基础研究是“源头”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如果用“1到100”来比喻科学技术的应用，那么从“0到1”则是最为关键的基础研究。

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全国科技工作会议都一再强调，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而上海已经迈开了步伐，近年来，在嫦娥五号、北斗导航、“华龙一号”等国之重器中，都有“上海制造”的身影。除此之外，上海布局建设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已达14个，也将为基础研究提供有力支撑。

不过，对标世界顶级水平，上海在基础研究方面仍然存在短板，特别一些短期内看不到前景的纯基础研究少有人问津，关键机制与基础研究规律匹配度不够等问题亟待解决。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金力表示，基础研究相对薄弱在中国是一个普遍问题，“因为中国主要是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的模式主要是跟随”。金力认为，中国要成为强国，必须要有引领的能力，在科技领域的表现就是要加强从“0到1”的基础研究，产生自己在科技领域的“源头”。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褚君浩补充道，所谓从“0到1”就是要有自己的原始创新，有自己发现的基础规律，否则就只能跟随在别人后面。“半导体、集成电路、手机，这些源头都是量子力学，但是当初搞量子力学的人并不知道，这项研究后来可以派这样的用处”，褚君浩强调，加强基础研究，就是要让更多的原创诞生在中国、诞生在上海。

优化人才政策 为科研“松绑”赋能

搞好基础研究，离不开人。如何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潜能至关重要，随着上海"科改25条"的出台，上海量子科学研究中心、上海期智研究院、上海清华国际创新中心等近10家新型研发机构相继成立。它们在体制机制上突破传统束缚，试点“三不一综合”，即不定行政级别、不定编制、不受岗位设置和工资总额限制、实行综合预算管理，赋予研发机构充分的自主权。

上海张江科创园

金力认为，很多世界一流大学具有浓厚的创新文化，这种创新、容错的文化氛围很重要，它可以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想法，并对真正原创成果的产生提供宽厚的环境。

对此，褚君浩表示赞同，他表示，目前国内对科研人员的评价机制大多是“计工分”的方式，也就是你做了多少项目、发了多少文章，然后折合成绩效。但是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需要的是长期的思考，很难“斤斤计较”。褚君浩提倡采用一种较为模糊的人才评价界定机制，给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一个相对宽松包容的工作环境。

而对于科研经费的申请与使用，褚君浩也建议能够出台更灵活的支持机制。“为了寻求稳定的支持，目前科研人员需要花好多精力去写报告、去申请经费”。褚君浩建议，如果某个单位、某个实验室确定从事基础研究，希望能给予其稳定的投入，这样科研人员也不需要额外把精力花费在申请经费的事情上，可以沉下心来做研究。

产学研深度融合 打通“最后一公里”

企业处于生产经营的第一线、市场竞争的主战场，直接面对国内国际市场的各种风险挑战，也善于找准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对接的基础研究方向。如何让基础研究和产业结合起来，打通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这一难题已经困扰学界多年。

褚君浩表示，一个非常高效的产学研结合机制，需要具备两方面因素。一方面，高校、研究所要善于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理解它的价值。另一方面，产业界也需要去关心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现在有个倾向是，产业界希望科研机构把东西完全做好了之后放到台面上，然后我再去和你结合，帮你投资生产更多的相关产品。而在前期、处于研究阶段的时候，产业界却不愿意先期投入，这就造成了脱节”。

“这需要参与方都向前一步”，金力表示，复旦大学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孵化”，也就是一个新研究初步产生后，能不能最终应用，需要在过程中先进行一个“中试”。而这个“中试”环节，就可以和企业合作，建立一些产业研究院，让高校和企业提前联动起来，以便后期能够形成更好的衔接。

注重原创、强化策源，“上海目前是前有标兵，后有追兵”，金力表示，北京、广东等地近年来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日益增长，上海要成为真正的科创策源地还需要不断地投入，“经济上可能短期看不到回报，但从长远来看，上海在全球的创新地位会得到极大提升”，金力说。

（看看新闻Knews编辑 李丹 杨臻 董亚欢 郝苗苗 毕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