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6天。这是亚投行从提出倡议，到正式开业的时间。

　　赢得了这场与时间的赛跑，得益于中国及各个创始成员国在沟通与磋商中展示出的“奥林匹克精神”，无论是组织架构还是运营管理都迅速有效达成共识。同时，还得益于各方利益“公约数”最大化带来的“人气”，拥有全球近一半人口的亚洲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打破区域经济增长的“掣肘”，通过推动投资增长，扩大全球总需求，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推动世界经济加快复苏。

　　也正是在这样互利共赢的局面下，亚投行的起点从来就不是“亚洲俱乐部”，而是包括英、法、德在内57个成员国的另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多边开发机构。这不仅有助于促进亚洲国家间的经济一体化，也有助于亚洲与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大陆经济更深入的融合。

　　“争分夺秒”的成立历程

　　回顾亚投行成立过程，几乎可以用“争分夺秒”来形容。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与时任印尼总统苏西洛在雅加达举行会谈时提出，为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方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个月之后，筹建亚投行进程在北京启动。在紧随而来的2014年1月、3月、6月、8月、9月召开了5次筹建亚投行的多边磋商会议。

　　密集的会议背后，更多的是激烈的交锋和艰苦的准备工作。在2014年这一确定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关键阶段，作为财政部主管副部长，史耀斌从年初就开始频繁出访相关国家做工作。一位参与亚投行筹建的工作人员回忆说，3月8日马航航班失联事件发生时，正处于与东南亚国家筹建磋商的关键阶段，亟需尽早出访。但如果在计划时间内完成既定走访任务，部分航段仅有马航航班可选，史耀斌和工作人员置风险于度外，毅然搭乘马航航班，连续走访东南亚5国，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了预期目标。

　　正是在这样的紧锣密鼓的筹备下，2014年10月24日这天，21个亚投行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在人民大会堂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标志着各方共同决定成立亚投行。仅仅用了一年时间，从一国倡议的星星之火，已成为多国参与形成的“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情形。

　　随后亚投行筹建转入多边阶段，重点不只是吸收新意向创始成员国，更要加快推进亚投行法律协议的磋商进程。而关系到亚投行运营的相关框架，以及其他重要政策文件，都必须在各国财政部副部长为主的首席谈判代表会上进行。从昆明到孟买，从阿拉木图到北京，从新加坡到第比利斯，从法兰克福到雅加达……经过一次次台前激烈交锋、台后斟酌打磨，《亚投行协定》终于在新加坡历经3天艰苦谈判终达成一致，为亚投行按时完成筹建、顺利开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5年12月25日，恰逢圣诞节，亚投行在喜庆的气氛中宣告成立。这也成为中国和各个创始成员国送给世界人民的一份“圣诞礼物”。事实上，在这天成立不是“选”出来的，而是由于同时满足至少有10个国家批准、且这些国家初始认缴股份总和占比不少于50%这两个条件，《亚投行协定》正式生效，亚投行法律地位也得以确立。因而，也有人形象地说，这相当于亚投行“领证”了，1月16日则相当于“大摆宴席”，正式开业。

　　机制合理保障各位成员“当家作主”

　　亚投行这个大家庭到底“长”什么样？

　　目前，这个大家庭中共有57位成员，中国、印度、俄罗斯、德国和韩国，为前五大股东。

　　这么多的家庭成员如何当家作主？这首先就涉及到投票权的问题。“亚投行的总投票权包括三部分：股份投票权、基本投票权，以及创始成员享有的创始成员投票权。”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向记者介绍说，股份投票权等于成员国持有的股份数；基本投票权由创始成员和普通成员平均分配；此外，每个创始成员同时拥有600票创始成员投票权。

　　按照上述规则测算，在1000亿美元亚投行的法定股本中，中方认缴股本为297.804亿美元，现阶段为亚投行第一大股东，且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26.06%，也是现阶段投票权占比最高的国家。史耀斌表示，以后随着新成员的不断加入，中方和其他创始成员的股份和投票权比例均将有可能被逐步稀释。

　　后续成员国吸纳、项目选择、日常事务决策……开业后的亚投行如何运转，也非常令人期待。作为一家国际金融机构，亚投行治理架构由理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组成。由所有成员国代表组成的理事会，是其最高决策机构，参与亚投行的治理和重大事项决策。亚投行成立后，中国财长将担任亚投行中国理事，并指定一名副财长担任副理事。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担任亚投行中国理事，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担任副理事。董事会将在理事会授权下行驶决策和监管权力；管理层在董事会指导下开展银行日常业务。

　　据了解，成立后亚投行将继续吸收新成员。根据《亚投行协定》，新成员加入，需理事和投票权均超过一半才算通过。那么，新成员和创始成员有啥区别？《经济日报》记者了解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创始成员参与筹建，特别是参与《亚投行协定》条款的制定，而新成员需接受既定条件才能加入；二是每个创始成员享有六百票创始成员投票权，新成员则没有；三是在理事提名董事并进行投票、董事任命副董事时，创始成员享有优先权，即每个创始成员均有权在其选区内永久担任或轮流担任董事或副董事。除此之外，新成员在参与亚投行治理、重大事项决策等方面与创始成员所享有的权力、责任和义务相同。

　　融资和盈利将是未来发展的重难点

　　成立的速度之快，成员国参与积极性之高，都反映出亚投行极高的“人气”。那么，这“人气”从何而来？换言之，亚投行能为成员国乃至世界带来什么？

　　作为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主要向成员国提供低息贷款，用于亚洲基础设施项目所需资金，比如机场、公路、电信、铁路、城市建设等等。而这恰恰是亚洲区域经济发展最需要的支持。

　　亚洲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拥有全球近一半人口，是当今世界最具经济活力和增长潜力的地区。但因建设资金有限，一些国家铁路、公路、桥梁、港口、机场和通讯建设严重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区域经济发展。据测算，在2010-2020年期间，亚洲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总需求高达8万亿美元，年平均投资约需7300亿美元，其中68%用于新增基础设施的投资，32%用于维护或维修现有基础设施。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在亚洲基础设施领域的年度投资规模仅约为100-2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设立亚投行，动员更多资金，支持域内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将为亚洲经济增长注入长久动力。对西方国家而言，亚投行则扩大其对投资品的需求，为疲弱的世界经济注入动力。

　　亚投行的成立，仅仅是个起点，未来还有更远的路要走。

　　对于初始注册资本金为1000亿美元的亚投行来说，未来要想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丰富的资金，亟需建立合理的融资模式。在运营初期，亚投行将主要向主权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主权贷款，针对不能提供主权信用担保的项目，引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

　　此外，在史耀斌来看，亚投行未来运营的重点之一是解决好如何盈利的问题。“有三种途径。一是要选择好的项目，既见效快又利于地区经济发展；二是与其他多边开发机构合作，加强项目的有效管理、尽可能让各成员国的意愿都能有效实现；三是完善治理结构，按照公开、透明、合理、有效等原则，和成员国之间达成共识。”史耀斌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