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学民乐的都知道“敦煌牌”，而这个响当当的“商标”诞生于1962年，由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注册，几十年来，它已经成了民乐界的金字招牌，而民乐一厂也成为全国最赚钱的乐器制造企业，去年毛利率近60%，盈利能力在全国民族乐器制造业企业中雄踞第一，那么这家历史上曾经亏损的传统制造业，如何在当下活成行业传奇？

今年乐器展上，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这台绘制了《千里江山图》漆画的古筝，很是吸引。就连观众都说“外观真的是很美，音色也是比较浑厚的，立即就被它吸引了。”

不止产品吸睛，他们的战绩更是亮眼，展会当场就拿下了400多万的销售额。而这绝非偶然，2022年企业应收5.3亿元，利润1.9亿元，2023年民乐一厂毛利率59.6%，盈利能力在全国民族乐器制造企业中雄踞第一。“我们到今年现在为止有八千多万的利润，所以我们盈利能力也是很强的。”前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厂长王国振介绍。

而在1998年，受到西洋乐器逐步普及的冲击，王国振在刚接手民乐一厂时，厂里已经陷入了亏损的困境。王国振称：“主营业务利润是亏损将近300万，要走出困境，一定要打文化牌，抓住文化这条主线，就是抓住了一个聚宝盆 抱住了一个大金娃娃。”

李素芳是上海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也是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古筝质量总监，在上海民乐一厂工作了近50年，她有着一双“金耳朵”。“我对古筝的声音、乐器的辨识度特别敏感。1998年全国古筝制作比赛，幕布拉起来我在台下，台上评比，我就能每一台琴辨出这是我们厂的是‘敦煌牌’的。”

凭借着老技师们的出色技艺，上海民乐一厂在1998年的全国古筝制作比赛上囊括了前三名，敦煌牌也崭露头角。1999年底，民乐一厂的古筝产量超过了1万台，同比增长33%，但他们没有安于现状，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河南兰考，那里的泡桐，是制作民族乐器音板的极佳材料。

王国振坦言：“上海商务成本很高，要扩大产量，形成规模，我们要走低成本的扩张之路，在2000年8月份，在兰考那里那个厂正式启动，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还没有意识到古筝今后会热起来，我们已经意识到了，我们先行一步。”

解决了生产成本问题，民乐一厂开始全方位打起“文化牌”，他们与中国民族乐团、上海民族乐团签约合作；办民乐沙龙、编撰民乐专业教材；每年举办“敦煌杯”全国民乐演奏大赛；还把国乐大展办到海外，在海内外开设了100多家敦煌音乐教室。

2005年，民乐一厂又招募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专业人才，组建了国内第一支职业化的室内民族乐团，至今已在国内外演出四千多场，出访美国、法国、比利时等20多个国家。

新艺民族室内乐团前任副团长、上海民乐一厂生产管理部主任朱宇虹称自己“也是敦煌乐器的形象代言人”：“巡演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乐器很漂亮、很炫酷，问这是哪个牌子，哪里的乐器，就引发很多观众对我们乐器的关注，我们也是敦煌乐器的形象代言人。”

如今的“敦煌牌”早已身价倍增，但民乐一厂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平均每年推出新品超40款，还有各种限量款，将青花瓷、贝雕、漆器、景泰蓝等非遗工艺，也融入了乐器装饰中。

厂里的上海工匠、拉弦乐器制作技师曹荣，最近就在做新的研发，他手中的这款造型独特的融琴，能弥补民族乐器缺少低音乐器的短板。“又不能放弃传统低音乐器的制作理念，又要借鉴好的低音琴的演奏方式，所以我们就中西合璧所以叫‘融琴’。”上海民族乐器一厂高级技师曹荣如是说。

尽管已是“中国乐器行业最赚钱”，但民乐一厂仍在不断调整方向，今后要做教学演艺配送、非遗传习、乐器鉴定测试、国际文化交流四大平台，围绕文化深耕，让“敦煌牌”老字号行稳致远。“我们这个企业不是一般的制造业，是文化产品的制造业，我们不仅要生产产品，更要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发展好。”前厂长王国振这样说。

而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厂长周力也表示：“守正创新，基于我们企业的使命，我们要不断传承、弘扬、发展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和乐器文化 这个精神没有变。”

紧紧跟随国家文化发展的大战略，在守正与创新，激进与稳妥的尺度间精准拿捏，民乐一厂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传奇，成为优秀文化的承载者、也成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诉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