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中午，3辆120救护车堵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楼前，停运最久的一辆已搁置了1个多小时。正常情况下，这段时间里，他们至少还可以将两名急救病人送往医院，但现在却一动不动。

“我们的床被医院‘压’了。”120救护车随车医生王晓惠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没有担架床，她所在的这辆救护车无法接病人。

王晓惠刚将一名昏迷的病人送过来。这名病人住在虹口区同心路338弄，位于封控区，有糖尿病史，上午下楼做核酸时，突然晕倒。病人家属拨打120急救电话后，救护车从接到派单到将病人送至医院，花了23分钟。

然而病人到达医院后，这辆救护车自此“闲置”下来。司机、医生、担架员都在，唯独没有担架床。“现在我们就已经暂停（接单）了。”救护车司机陶炜说。

他们有两种办法解决，要么等医院把担架床腾出来还给他们，要么等急救中心的流动送床车送床来。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它（送床车）的床也不够用，因为基本上收不上去，只能在急诊等着。”陶炜告诉记者。

闲下来后，有的司机呆坐在驾驶室里，有的司机趴在窗户口，有的玩起了手机。陶炜其实不希望自己闲下来，闲下来就意味着有病人在等待。他们遇到过最坏的情况：救护车抵达现场时，病人已经去世。

眼见已至中午，一时半会儿又等不到床，他们回急救站吃午饭。饭后，他们开着空车返回市一医院急诊门前时，“大概已经‘压’了5辆车。”王晓惠说，她只好继续排队等待。

在上海医疗急救中心的调度系统里，此时已有49单“急救待派”，意味着这49名病人正在等待120救护车的到来。但系统显示，闲置着、“暂停调用”的救护车有51辆，其中就包括王晓惠所在的这辆。

“我轮子滚去了，现在滚不出来了。”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通信部部长李警雷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50辆车就相当于30%（运力搁置）。我（中心城区）一共140辆。”

“有一天我们最高达到70%的车辆搁置。”李警雷告诉记者，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急救中心一边紧急购置一批担架床补充到一线，一边协调各医院归还担架床。李警雷表示，市卫健委近期曾下发过文件，敦促各医院尽快将“压”在医院的床还给急救中心，“但对我来说，看到的效果就感觉推不动。”

在李警雷看来，“压床”造成的运力下降，是他们目前最大的困难。

在那些“暂停调用”的救护车中，有一部分是因为“消杀”“吃饭”或随车人员在更换防护服，但这些因素导致的搁置时间是有限的，而“压床”造成的车辆搁置时间是未知的。

陶炜被“压床”最久的一次是7个小时，等床腾出来时，他已经到了下班时间。他有同事曾在第一单将病人送往医院后，就出现“压床”现象，之后一整个班的时间只剩下等待。

李警雷告诉记者，疫情之前，医院也存在“压床”的现象，但不会像现在这么久，因此救护车的周转率会更高。

医院也有难言之隐。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区门急诊办公室主任张斌渊说，以往，上海病人数量、医疗机构数量和120救护车数量，基本处于紧平衡的状态。但当越来越多的医院改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以后，非定点医院急诊科的压力陡然升高。

“我们原先一天救护车量是30至40辆，多的时候，会有50多辆。”张斌渊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现在基本上每天八九十辆，厉害的时候要超过100辆。”

仁济东院急诊科副主任刘黎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病人）进来的多，出去的少。”他们急诊科也在想方设法提供病床，病床、担架，甚至轮椅，都已用上，急诊室已人满为患，暂时转不出的病人也积压在急诊室，于是新的病人无床可用，除非120把救护车上的床留在这里。

“压床”，会造成120“压车”，进而会造成急救系统“压单”，最终的后果则是上海病人的积压。

不少病人向记者反映，当他们呼叫120救护车时，时常被告知需要排队等待，有人排到200多号，还有人排到500多号。李警雷也知道，有许多病人在等待着，他从调度系统里那些“急救待派”单的数据看得出来。他很着急，也理解那些打来电话便骂的人，但他们也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调度救护车。

4月28日这天，王晓惠直到下午4时20分才开始重新接单，“接了一车危重预报”。由于病人没有24小时内的核酸检测报告，医院也暂时没有缓冲病房腾出来，病人只好在救护车上持续吸氧，王晓惠一直在救护车内陪同监护，直到晚上7点。这一天，这辆救护车因为担架床被占用，停运了约7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