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英国最高法院院长布伦达·黑尔（Brenda Hale）用平稳的语调，宣布英国首相“建议女王陛下‘暂停议会’的决定”为“非法”时，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这位女大法官还有一个被香港媒体“汉化”过的名字：何熙怡。

同时，又因为最高法的这个动作太过震撼，可能还有很多人不会去关注何熙怡女男爵（The Rt. Hon. The Baroness Hale of Richmond，完整准确的称呼是“里奇蒙何熙怡女男爵阁下”）在记者会上，佩戴的这枚“蜘蛛胸针”。

“无奈”这款钻石镶嵌的胸针实在太大、而且太过耀眼，最终还是“点燃”了媒体和社交媒体的热议。

《纽约时报》甚至点出，这枚胸针是一只肉食的“驼蜘”，并用“Spider Love: the brooch that ate Brexit”（“吞了脱欧的胸针”）来做标题，“一语双关”。

与此同时，“蜘蛛胸针”很快被印到了某服装品牌的网店T恤上，一小时就卖出了1500件——讽刺的是，这笔收益的30%，大约5000英镑，将被捐给英国首相约翰逊的选区，扶助Uxbridge的无家可归者；英国网民们则呼吁反对脱欧的议员们，佩戴同款蜘蛛胸针迎接议会重开。

“胸针密码”

《独立报》这样来描述最高法的判决与这枚胸针的关系：

“她特地挑选了一枚巨大的胸针，那只虫子的身体就好像手雷，炸出了一条震撼新闻......而当何熙怡大法官宣布，首相建议女王“暂停议会”的做法违法时，蜘蛛那只银色的脚，正爬在她的肩膀上......”

试想一下，平时我们是如何形容蜘蛛的？“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通过织网来诱捕猎物”、还有“恐怖的爬行动物”等等......以何熙怡的身份来说，她不可能事先不知道，佩戴这枚胸针一定会引起媒体的关注，甚至过度解读。

但是，她还是这么做了。舆论自然也很容易去猜想，何熙怡大法官希望通过这枚胸针，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或许，她是在告诉鲍里斯和他的内阁，“别惹我，我会反击咬你的”；

当然，媒体还有一种解读，蜘蛛有很强的织网能力，可以修补被损坏的网；何熙怡戴着这枚胸针，宣布高院的一致意见，或许也是为了展现其有能力，力挽因“脱欧”而陷于混乱的英国政局于狂澜；

普遍被接受的解读是，这张“蜘蛛网”是在提醒政府“最高法的权威性”，莫要再次铤而走险，试图去打破行政、议会和司法之间平衡......

这并非我们“八卦”过了头。

何熙怡大法官在面对“宣布首相行为违法”，这么重要的一个政治时刻时，是有准备的，是有自己“盘算”的——她的语态、她的着装、她那枚夸张的胸针，都是她埋下的伏笔，都是可以供外界解读的“符号”。

当然，拥有英伦三岛最高司法解释权的英国最高法院，其内部从来不乏极有个性的“怪咖”。

比如，最高法院大法官、桑普逊勋爵的一头乱发（见上图）、最高法院大法官休斯勋爵，能够始终保持“红润”的两腮、还有何熙怡的前任、廖博嘉男爵标志性的“慢动作”......对何熙怡来说，她的标志就是“胸针”，而且多以动物为主，尤其是爬行动物。更重要的是，她会根据不同场合，搭配不同图案的胸针。

当她初登最高法院时，她曾佩戴过这枚彩色的甲壳虫胸针——这是她成为“明星人物”的开始。

当她参加一场关于法律里面“撇清责任关系”（but-for test）的测试时，她佩戴了一枚祖母绿的青蛙胸针，个头同样不小。

而当她在最高法院朗读图尔逊大法官（已故）的告别词时，她则选择佩戴了一枚狐狸胸针。

我把这个称作，“胸针即立场”。

在这点上，还有一位女性政治人物，可以和何熙怡大法官一较高下，她就是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女士——当然，奥尔布赖特收藏的胸针，远没有大法官那么夸张、那么有个性。

当伊拉克媒体公开批评她是“毒蛇”时，奥尔布赖特就选择在同该国官员见面时，佩戴了带有“蛇形”的胸针——这是她首次在公开场合，使用这种“无声的外交语言”。

此后，媒体也开始特别留意她每次选择佩戴的胸针，并试图从中读出背后的含义。比如在斡旋中东和平进程时，为了说服阿拉法特在最终协议上妥协，奥尔布赖特花了很长时间来往于巴勒斯坦。因此，在见后者时，她特别选择了一个巨大的“蜜蜂胸针”，暗示巴以双方长期像蜜蜂一般“嗡嗡”争吵不休。

2009年，奥尔布赖特出版了一本书《Read My Pins》总结了她特有的“首饰外交语言”；次年，她还将这200多枚胸针集中展示，举办了一场特展。

“蜘蛛女”

回到何熙怡大法官佩戴的那只“大蜘蛛”。

在西方的传统认知里，蜘蛛还可以象征着女性的力量。

出生于1945年的何熙怡，就是一位英国学者、司法改革者和女权主义者。她自己曾解释说，自己主张的“女权主义”就是“男女平等”(用她的原话说：“women equal to everything”)，是一种柔性的女权。

而这些年来，何熙怡大法官也从来不避讳，在公开场合去批评英国司法界长期存在的“男女不平等”。在她看来，社会需要一个多元化的法官队伍，不止性别、种族还有职业背景。因为，法庭需要更全面地反映全社会的观点。

剑桥大学格顿学院毕业后，何熙怡便在曼彻斯特大学任教18年——在英国司法界，她这样的经历非常罕见。因为，大法官差不多全部都是有大量上庭经验的执业大律师，而何熙怡只是考取了大律师的资格，有“御用大律师”的衔头，并只有很短暂的执业经历。

之后的职业生涯，何熙怡又创造了多个英国司法界的“唯一”。

1999年，她获任命为上诉法院大法官。在旧制下，上议院才是英国大部分案件的终审法院，交给由一班资深法官组成的上诉委员会审案，这个制度由1876年开始，一直沿用至2009年成立最高法院后才结束——在这个制度运作的133年里，何熙怡是唯一一位、上诉法院的女性大法官。

所以说，即便没有那枚出现在电视上的、巨大的“蜘蛛胸针”，何熙怡大法官在英国政坛也是一名“明星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