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征医院的移植科病房里，住着不少刚接受移植手术的病人，他们在获得合适的供体之前，少则等待了数月，多则数年。谈到手术成功、重获新生后的心情，他们说得最多的是幸运和感激。一位家属告诉记者，“我们还好幸运，等了半年就等到了，现在配上，手术做好一个月，比以前舒服多了，感觉好了。”另一位肾移植患者已经术后8年，现在和正常人没有两样，“等了两年多一点，挺幸运的，生活质量肯定大幅度提高，最起码可以正常地上班、工作，出去旅游都可以。”

张女士的丈夫，因突发急性肝功能衰竭生命垂危，苦苦等待4个月后，终于在上周六获得肝源，才得以与死神擦肩而过。“非常幸运这次能得到肝源，做完手术。如果等不到只有唯一的一个结果就是死亡，所以说他在等待过程中越来越虚弱，非常感谢供肝者和他的家属，真的非常感谢！”

据介绍，作为上海8个定点的器官获取单位之一，长征医院去年共产生器官捐献8例，同时从统一的器官分配系统获取捐献器官22例，分别实施了15例肾脏和7例肝脏移植手术。确实，这些患者是非常幸运的，但他们只是等待者中的很小一部分。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上海目前等待肾脏、肝脏移植的病人分别为2000多例和200多例，而去年接受移植手术的分别只有142例和66例。而在全国，这一比例仅为30：1。长征医院肝移植科医师张磊告诉记者，“如果没有获得供体的话，他的生命都不能维持很长的时间，即使在维持的这段时间里，整个过程通俗讲很痛苦，各种各样的并发症都会困扰他。”

上海自2013年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第一年只有5例捐献者，2014年突破50例，去年为78例。虽然捐赠的器官数在不断增长，但如果用临床捐献实现率来衡量的话，只有20%不到，也就是说，5个符合条件的捐献者中，最多只有1个人同意捐献。对于这一点，长期活跃在器官捐献工作第一线的协调员们感触最深，他们坦言，公众认知度偏低和老一辈的世俗观念，是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阻碍。

张佩芳，是上海首批器官捐献协调员，她对劝说失败已经司空见惯，“我们国家规定，器官捐献者的直系亲属要一致同意，比如一个40多岁的青壮年 ，往往他的儿女20岁左右 同意的比较多，其次是爱人，经过我们做工作也能有一半同意的，但是这些人的父母一辈都已经七八十岁，同意的几率就非常低。”

另一位年轻的协调员徐敏，则好几次遭遇了家属的质疑和驱赶，“家属会说你是什么人，你来干嘛的？我们会把证件给他们看，他们甚至要求你把身份证出示给他们，他们要一起拍下来的。”

尽管公众普遍还不接受，但是每个协调员、每家医院都还在屡败屡战，努力普及器官捐献造福社会的观念。而一些从他人捐献中获益的患者，也表示愿意在将来成为一名捐献者。一位接受了肾脏移植的患者告诉记者，自己将来也会捐献器官。“要是每个人都不愿意捐的话，就不可能有器官来源，病就好不了。”

记者了解到，我国公民器官捐献工作起步较晚，自10年在个别省试点，到去年1月1日，我国宣布全面停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称为唯一合法来源。"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在全国169家具备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启用，器官捐献者和排队等待移植患者的临床数据和医学评估会被录入其中，系统将按照"病情危重优先"、"区域优先"、"等待顺序优先"等国际通行原则，进行自动匹配，确保公平公正。

5年间，我国的器官捐献率已经从当时的百万分之0.023提高到现在百万分之2左右，实现了逾70倍的增长，但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百万分之30左右的捐献率，仍有较大差距。

对此，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市人大代表高解春建议，要想改变当前捐献率偏低的现状，不仅要加大宣传力度，更应从立法角度进行考虑。“国外的很多做法比如说考驾照的时候就会问你愿不愿意器官捐献，另外当你自己承诺愿意器官捐献，实际上家属是不能阻碍你实现这个意愿，中国这些方面都没有相关的法律。我认为上海地方立法应先行一步，在中国的器官捐献上做一些必要的规定，使它合法合理地进行，同时赋予更多的人献出自己的大爱，为我们的生民的延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看看新闻网记者：王谧路）